明史的书籍？

一、明史的书籍？

1，《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

吴晗著，这是明史研究开创性人物吴晗的代表作。人民社本还是繁体字，大家看起来可能吃力一些，百花文艺社有简体字本。

明朝是朱元璋一手建立，他制定的一些政策和方针对明朝后来的历史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说，他治国的一些理念至今都有影响。了解明朝，此书不可不看。

（吴晗还有《明史简述》，比较薄的一册，是演讲稿成书，很容易读，对明朝的大致轮廓和特色介绍得比较通俗，值得一观。）

2，《细说明朝》上海人民出版社

台湾史学家黎东方著，上海人民社本。民国时期，黎东方在大后方讲三国，据说是万人空巷，跟现在易中天品三国，有得一比。

黎著特色是一节一节讲明代人物和事件，很细，不时也有新的发现，带有演讲的口语色彩。值得收藏。

（上海人民社以黎著为基础，推出了整套中国史“细说系列”，都不错。）

二、明史的作用？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年)历史情况的纪传体通史。全书336卷，其中目录4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

三、有那些值得推介的明史？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陈高华、陈智超）·第九章·明史史料

第一节概况

　　1368 年朱元璋改元洪武，建立明朝。此后，历十五帝，经十六朝，至1644 年三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入明都北京止，计时二百七十七年。如果连同南明的福王、唐王、桂王、鲁王等政权在内，到1664 年李来亨抗清失败止，前后有近三百年的历史。

　　明代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有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社会经济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江南部分地区的一些手工业当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政治上，随着内阁制度的形成，厂卫的建立，宦官的专权，以及后期党争的频繁迭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和发展，也表明封建统治的衰朽和没落；以农民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的反封建斗争，有明一代始终没有间断，并有所发展。思想文化上，学派林立，讲学之风盛行。特别是前期王阳明的“心学”和后期“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对当时和后代的思想文化都有巨大的影响。民族关系上，中原的汉族同东北的满族、北方的蒙古，西南的藏、苗、彝等族，以及东南的侗、瑶和西北的回族、维吾尔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系都有所加强，其中尤以同东北满族和北方蒙古族的关系，更为突出。在对外关系上，初期的郑和下西洋和后期的“倭寇”，以及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和传教士东来，都是前所未有的重要事件。所有这些，既是这个时期的重要历史内容，也是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史学在明代也有所发展，留存下来的史料很多。

　　一是私人著述多。绝大部分的史书是正德以后的私人著述，并涌现出一批知名的史学家，如郑晓、王世贞、焦竑、胡应麟、何乔远、陈仁锡、谈迁等。

　　其次是史学著作数量浩繁。官修的书籍，据李晋华的《明代敕撰书考》（燕京大学图书馆1932 年铅印本）的统计，有二百多部，其中以明朝前期的为多。官修的“实录”，数量很大，累计有三千多卷，线装本达五百册之多。私人著述的数量还没有确切的统计。仅以文集来说，著录于《千顷堂书目》的，就有近五千人的别集。

　　第三是体裁相当完备，诸如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杂记、志书、舆图、类书、丛书，无所不有。

　　第四是内容丰富。在卷帙浩繁的各种著述当中，反映的内容十分广泛和丰富。其中有纪一代者，有纪一朝者，有纪一事者，有纪一地者，有纪一官府机构及其职掌者，有纪一人者，包含着社会经济、典章制度、政治事件、农民起义、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史料。

　　研究历史，材料是基础。引用史料务求真实可靠。明代有那么多的史书著述，所记内容，除受作者的阶级立场局限外，或由于朝堂水火，互相倾轧，人各为说，以致多有缺漏或失实之处；或由于为科举考试应对时务之需，“书肆刊本盛行”，以致杂滥而不精，或囿于作者的经历和见闻，此因彼袭，辗转相因，以致不确切或重复者也为数不少。因此，广泛收集史料并加以鉴别和考订，以求得材料的翔实和准确，十分重要。目前，对于明代史料还没有作过广泛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这里只是作初步的粗略介绍。

第二节基本史料

　　明代史料很多，下列几种书可为深入了解明史和从事研究提供一些基础资料。

　　（一）《明实录》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从明太祖朱元璋到熹宗朱由校十三朝，均经修纂，计《太祖实录》二五七卷，《太宗实录》二七四卷，《仁宗实录》十卷，《宣宗实录》一一五卷，《英宗实录》三六一卷，《宪宗实录》二九三卷，《孝宗实录》二二四卷，《武宗实录》一九七卷，《世宗实录》五六六卷，《穆宗实录》七十卷，《神宗实录》五九六卷，《光宗实录》八卷，《熹宗实录》八十七卷（今存七十四卷），累计三O 四五卷。其中《太祖实录》修过三次：第一次为建文时方孝孺主持修撰；第二次为永乐时，由李景隆等修，并由熟悉明初事迹的刘辰参加编撰；第三次亦系永乐时，由姚广孝、夏原吉等人主持重修。永乐时两次重修的结果，将“其有碍于燕（指永乐帝）者，悉裁革”[1] 。因而多有失实之处，清人钱谦益有《太祖实录辨证》一文，可资查对。此外，建文一朝实录附于《太祖实录》中。景泰一朝的事实，全部附于《英宗实录》中。《熹宗实录》无完本，缺四年及七年者。明代定制，凡新皇帝即位，即诏修前一代实录，由皇帝任命总裁、副总裁及纂修诸官，并由礼部命令中外官署采辑先朝史迹，还派进士或国学生到各布政司郡县搜访，把收集到的中央和地方诸司的章疏奏犊、抄存邸报、人物传记、先朝遗事等材料，汇编送交史馆，“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删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2] ，编成一朝实录。

　　明实录中史料丰富而广泛，诸如一朝的诏敕令旨、政务活动、财政赋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的变化、官吏的升迁，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民族关系等，都以编年体的形式，不间断地记载下来。如果分门别类，收录汇辑，可以构成比较完备而有系统的专题史料。如《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钞》（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 年出版）、《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赵令扬等编，香港学津出版社1968 年出版）等。因此，明实录对于深入了解和研究明代历史来说，是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基本史籍。清初史学家万斯同读过明代诸家纪事之书，认为大都“抵牾疏漏，无一足满意者”，而实录“虽是非未可尽信，而一朝之行事，暨群工之章奏，实可信不诬”[3] ，“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4]。他对实录价值之评论，是可供我们参考的。

　　明代历朝实录修成后，誊录正副两本，其底稿则于进呈正副本前，由史官会同司礼监官于太液池旁椒园焚毁。实录正本放在皇史宬，副本放在内阁（文渊阁）。因此，明历朝实录“有成书，无刊本”。万历二十二年为修“国史”，才将实录提出来，供编史者参考。这样明实录的各种手抄本始在民间流传。据说共有十几种本子，且各地抄本卷轶也不相同，内容亦有详略。1940 年汪伪时期，梁鸣志根据江苏国学图书馆本影印，是现在通用的本子，共五百册，错字、讹字极多。抗战期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组织王崇武等人对明实录进行校勘，后一度中断。1962 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黄彰健等继续校勘，并已影印出版，计正文一三三册，校勘记二十九册，附录二十一册。

　　（二）《国榷》一O 八卷谈迁撰。这是一部编年体的明史，按年、月、日记载明朝一代的重要史实。是书的特点之一是对于实录中避而不谈的一些重要史实，敢于直书。如对朱元璋晚年杀戮功臣事；对建文朝一代史事；对满洲先世建州女真等事实，可补其它史书记载之不足。另一个特点是善于评论。作者对于明代重要事件的发生，经常将自己的以及诸家的议论并列于后，既便于读者的了解，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有一个特点是详于史实的考订。作者对一些史实，总要进行精审考订，从而使材料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尤为突出的是作者非常注意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书中所占篇幅很多。其中特别是收集了不少明代建州史料，以及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之口述等材料，编补了崇祯十七年的史事。这些对于研究明代建州史和崇祯一朝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国榷》一书，有的叙事过于简单，也有时同一事件先后记叙重复或说法不一，使用时值得注意。是书有古籍出版社1958 年铅印本。

　　（三）《明通鉴》九十卷清夏燮（协）著 是书为编年体，虽成书于清咸丰末年，在《明史》刊行一百多年后，但由于作者博览群书，旁征博引，还依据《资治通鉴》的体例，对《明史》中的问题，另撰《考异》，附在正文之下，对鉴别史料和考订史实都有参考价值。

　　（四）《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清谷应泰著。谷应泰为直隶丰润人，清顺治四年（1647 年）进士，后任浙江学政。是书成于顺治十五年（1658 年），就明代历史中的八十个重要事件或问题，按时间前后编排叙述。它成书在《明史》之前，收集史料丰富，叙事简明扼要，首尾一贯，是一部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史书。是书与《明史》一样，竭力回避明满关系。有的内容依据野史传闻，如对建文帝下落的记述等。此外，纪事本末体的史书还有明人高岱《鸿猷录》十六卷，所录六十事，起明初，终于追杀仇鸾，“皆事之关于用兵者也”。内容丰富，所辑材料也不少。是书收录在《纪录汇编》中。清人彭孙贻撰著的《明朝纪事本末补编》一书，作于《明史》刊定之前，共五卷，可与《明史纪事本末》参看，互为补充。纪南明史事的有倪在田辑录的《续明纪事本末》十八卷。

　　（五）《明史》三三六卷 清张廷玉等奉敕撰。本书为纪传体的官修史书，清乾隆四年修成。《明史》是我国历史上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官修史书。清顺治二年（1645 年）五月，就开始设立明史馆，准备编修明史，但因时间仓促，条件不具备，并无进展。康熙十八年（1679 年），开博学鸿词科时：又诏开史馆，任命学士徐元文、叶方蔼，庶子张玉书为总裁，纂修明史。此后又先后由王鸿绪、张廷玉为总裁，于雍正十三年（1735 年）十二月定稿。乾隆四年（1739 年）大学士张廷玉正式迸呈，先后历时九十五年，始克完成。清修《明史》，主要取材于明朝《实录》、档案，以及文集、奏议、图经、志书、传记、邸报等有关著述和材料，经过一些著名的史家，如万斯同等的整理和考订，因而具有较高水平。它不仅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明、编排得当，而且引述的材料也为数不少。因此，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明史》在体例上有许多地方不同于前史。在本纪方面，把建文、景泰两朝都列入本纪中，即卷四《恭阂帝纪》和卷七《景帝纪》。这与明实录中把建文及景泰的实录，分别附于《太祖实录》及《英宗实录》中是不同的。在志的方面，《历志》中加了一些表，使读者便于明了文字中的内容。《艺文志》则不同于以前“正史”中的《艺文志》，对明代以前的著述概不涉及。这无异于割断了历代以来整个的学术发展史，应该说是个缺陷。在表的方面，共列表十三卷，比以前诸史增加了《七卿表》（六部尚书及都御史）。《七卿表》始自谈迁《国榷》，为《明史》所采纳。在传的方面，专门立有《阉党传》、《流贼传》、《土司传》。这些不仅反映了明代社会的突出问题，也为了解和研究宦官、明末农民战争和民族问题，提供了集中而系统的材料。

　　但从史料上说，《明史》还是失于简略，尤其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材料，更有许多缺漏和不足之处。又由于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文网密布，对建州的先世及其与明朝的臣属关系，以及双方争执的症结，都语焉不详，且多失实之处。这在读《明史》时，需要注意。

　　《明史稿》三百一十卷署名王鸿绪撰，实出于万斯同（字季野）之手。

　　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万斯同被荐为博学鸿儒，他力辞不就。次年到了北京，参加修撰《明史》的工作，不署名，不受俸，以馆外人身分参加修史，先后十九年。他博通诸史，尤熟悉明代掌故，参与撰修明史，“尝语方望溪（苞少云：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默识暗诵，无一言之遗。长游四方，求遗书，问往事，网罗参伍，而以实录为指归。凡实录未详者，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以实录裁之。”[5]《明史稿》是博学鸿词科五十余人共同讨论体例后，分头纂写的，最后由万斯同手订而成。是时王鸿绪为明史馆总裁之一。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万斯同死后，王鸿绪又集人对此稿进行润色，先后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及雍正元年（1736 年）进呈列传及纪、志、表部分，版心写“横云山人明史稿”。计本纪十九卷，志七十七卷，表九卷，列传二O 五卷，共三一O 卷。《明史》就是在《明史稿》的基础上改编修订的。

继《明史》之后，还陆续有些补编之作，如刘廷燮《建文逊国之际月表》、黄大华《明宰辅考略》和《明七卿考略》、吴廷燮《明督辅年表》、傅以礼《残明宰辅年表》和《残明大统历》等。这些都收在《二十五史补编》中，可补《明史》之不足。有关《明史》的编纂和考订，可参看明清和近人的下列著述：

明黄景昉《国史唯疑》（传钞本）

明潘柽章《国史考异》（《功顺堂丛书》本）

《明史考证抉微》（台湾学生书局1968 年版）

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国学基本丛书》本）

清全祖望《鳍琦亭集》（《国学基本丛书》本）

清王颂蔚《明史考证描逸》（吴兴嘉业堂刊本）

李晋华《明史纂修考》（燕京学报专号之三，哈佛燕京学社1933 年出版）

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金陵学报》一卷二期，1931 年11 月）

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79 年版）

吴晗《明史小评》（《图书评论》一卷九期，1933 年5 月）

陈守实《明史抉微》（《国学论丛》一卷四期，1928 年10 月）

丁谦《明史外国传地理考证》《明史西域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

　　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燕京学报》专号之七，哈佛燕京学社1934 年版）

　　（六）《明会典》 关于明朝一代的典章制度，官修的《大明会典》是最重要的基本史料。《明会典》在明朝修过多次。弘治十年（1497 年）三月，孝宗敕阁臣徐溥纂修会典，十五年书成，于正德四年（1509 年）由李东阳重校刊行，凡一八O 卷，北京图书馆现存有万历刻本。后来，明世宗复命阁臣霍韬等续修，“续自弘治壬戌（十五年），迄嘉靖己酉（二十八年）” ，进呈后并未刊行。万历四年（1576 年），神宗又命续修，“艾繁正伪，益以见行事例而折衷之”，于十五年（1587 年）修成刊行，即目前所通用的申时行等重修的二二八卷本，万有文库第二集收有此书。《明会典》的材料是以洪武二十六年（1 393 年）刊布的《诸司职掌》（见《玄览堂丛书》影印本）一书为主，参以《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等十二种书，并附以历年的有关事例。臣僚题本一经圣旨“是”了的，“准议”了的，“准拟”了的，都成了“题准”和“奏准”。这“题准”和“奏准”在当时都奉以为“例”，它完全具有律令的性质。纂修会典前，“先行行文各该衙门选委司属官，将节年题准见行事例，分类编集，呈送堂上官校勘明白，候开馆之日，送入史馆，以备采择”。《明会典》的体例大要以六部为纲，详述其职掌及历年事例，而以宗人府置六部之前，诸文、武职置六部之后。由于这部书是“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所以记有明一代的典章制度最为详细和完备，“凡史志之所未详，此皆具有始末，足以备后来之考证。”[6] （此外，还有一些官府刊布或私人汇编的事例，如《嘉靖事例》（北京图书馆藏抄本），汇集了嘉靖年间一批抄档，包括各衙门的题本和世宗皇帝的批答，以及《皇明成化条例》（明抄本）、《嘉靖新例》（《玄览堂丛书三集》本）、《嘉隆新例》（《玄览堂丛书续集》本）、《工部新刊事例》（《玄览堂丛书初集》本）等等。

　　除官修的《明会典》外，还有万历十四年（1586 年）王圻编纂的《续文献通考》，也是记典章制度的。作者搜集史乘和名家文集以及当时存留的“往碟及奏疏”，据事节录，编次而成。是书续《文献通考》，起宋嘉定，止于明万历，较《通考》多节义、书院、氏族、六书、道统、方外等六门。其体例和内容虽杂乱而不严谨，但可与《明会典》参用。私人编撰的还有：陈仁锡的《皇明世法录》（明刻本）和朱健的《古今治平略》) （明刻本），记典章制度也相当详细，有不少可供利用的材料。

　　（七）明人的史学著作 明嘉靖以来，许多学者热衷于纂修本朝的历史，涌现出一批颇负盛名的史学家和很有影响的史学著述。如：

　　《弇州史料》前、后集王世贞撰。王世贞字元美，自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山西按察使、广西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南京刑部尚书等职。他勤奋读书，注意“网罗散佚，博采异闻”，藏书甚富，“二典之外，尚有三万余卷。其它即墓铭朝报，积之如山。”[7]晚年又追随大学士徐阶，得以阅读徐在任所时抄录的《明实录》及其它珍贵资料。王世贞勤于著述，因拥有大量藏书资料，故“其考核该博，固有自来。”[8]他的著述详明，“是非不谬，证据独精”。清修《明史》，因“《明实录》疏漏脱略，不得已采之稗史，而稗史惟王元美《史料》为胜”[9] 。《史料》一书共一百卷，前集为三十卷，后集为七十卷。书中有关于明代君臣事迹、盛事轶闻、社会经济、典章制度、礼仪风俗、朝野掌故、人物事迹、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史书考订等多方面的材料。如前集第三至十六卷考释中的《京营兵将考》、《市马考》、《藩禄考》、《科举考》、《中官考》等篇，第十七至十八卷志记中的《锦衣志》、《北虏志》、《三卫志》、《哈密志》，以及《安南通志》、《倭志》等篇，第十九至三十卷有包括六、七十人之多的世家和传记。后集第三十七卷笔记中的《户口登耗之异》、《舆地贡赋》、《钞法》、《宗费》、《官俸》、《边费》等，都是十分有用的经济资料。史乘考误部分，考订国史、野史、家乘之误，也相当精辟。本书有万历四十二年刊本，似有整理重印之必要。

　　《国朝典汇》二百卷作者徐学聚，浙江兰谿人，字敬舆，万历进士，官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是书记述起自太祖，终于穆宗，自“开国以至市舶二百条，分类萃荟而成”。其中卷一至卷三十三“朝端大政”，卷八十七至一O 二“户部”，卷一三七至一七三“兵部”，卷一九四至二00 “工部”等部分，汇集了不少有关政治、经济、军政、军事等方面的资料。是书有明朝刻本，流传较少。

　　纪南明史事比较全面集中的有：

　　《南疆逸史》五十六卷 中华书局1959 年铅印本。作者温睿临，字邻翼，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康熙时举于乡，是明末大学士温体仁的族孙。他博览群书，熟于史籍，与万斯同过从最密。是书为纪传体，记福王弘光、唐王隆武、桂王永历三朝事。全书包括本纪四卷和列传五十二卷。书中以南明年号纪年，保存了很多南明抗清斗争的史料。

　　《小腆纪年附考》二十卷 作者徐鼒，字彝舟，号亦才，安徽六合人。道光进士，任过福宁知府。是书起自甲申年（1644 年）正月，止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朝统一台湾，以编年体的形式辑成。作者参阅南明史籍六十余种，以及方志和诸家诗文集等书。每当遇到各书之异同，即根据诸书加以考订，写成附考，列于正文之下，很有参考价值。作者还另撰有《小腆纪传》六十五卷，为纪传体的南明史，与《小腆纪年》为姊妹篇。是书可根据立传人名查阅南明有关史实，有中华书局1957 年标点本。

第三节其它史料

　　上面提到的基本史料只能对了解和研究明代历史提供一个轮廓或一些基础性的资料，但对深入具体的了解和从事研究明代某一其体问题，可能并不完备。特别是需要了解或研究的问题，人各不同，所需的史料，也不一样。因此，还要从与问题有关的其他方面，如事件发生的时间、所处的地区、有关的人物，以及制度或事件的始末源流等等，广泛收集材料，以便于综合整理，进行比较分析。下面分类作些介绍，为进一步查找和收集史料提供一个初步线索。

　　（一）纪传体史书

　　《吾学编》六十九卷 明隆庆刻本。作者明人郑晓，浙江海盐人。嘉靖进士，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卒谥端简，人称郑端简公。是书起自洪武，止于正德，“凡关系大政者，仿朱子纲目，以岁系月，各为一记。建文四年虽革除残缺，亦搜集遗文，析为逊国记。至于同姓诸王分封列藩，及开国、靖难、御胡、剿寇，并戚碗、佞幸，列爵三等者，各为表传”[10] 。是书为明人私修国史的代表作之一，材料丰富。谈迁作《国榷》时，经常引用此书。书中《皇明四夷考》二卷，收国名、地名九十余个，对研究明中叶的边疆史地、中外交通和历史地理，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人物传记，也多为其它史书所征引。

　　《西园闻见录》一百七卷 明张萱辑，1940 年燕京大学铅印本。作者是广东博罗人，字孟奇，别号西园。万历中举于乡，官至平越知府。他喜博览群书，随读随作札记，并以历朝实录同诸史家的读史札记相比照，“考之往往不合”。于是“苦心二十余年”，辑录而成此书。内容上起洪武，下迄万历，共分三编：“内编以表德行，专重行谊；外编纪政事，依官为次，始内阁、翰林、六部、台谏以及外官，然后分众事以隶之；其方伎之属无所归者，则为杂编”。是书节录了不少明人奏议中的材料，有些现在已很难见到，或“原书已亡，幸赖此书而存者也，信为考明事者所必参稽”[11]。

《名山藏》未分卷 明何乔远撰，明崇祯十三年刻本。作者为万历十四年（1586 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礼部郎中、光禄寺少卿、太仆寺少卿、南京工部右侍郎等官，从该书的目次看，实即明人纂修的一部明史，包括有纪、志、传等内容，仅缺表而已。如《典记》相当于本纪《坤则记》相当于《后妃传》；《分藩记》即《诸王传》；《勋封记》即《勋臣列传》；《舆地记》即《地理志》；《河漕》、《漕运》、《钱法》、《兵制》、《马政》、《茶马》等志，实即《食货志》及《兵志》；《宦者杂记》即《宦官传》。是书《王享记》除记述了外国及西域诸地情况外，还收有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有关材料；《货殖记》中记述江南地区几个大地主的发家情况，以及明代工商业方面的资料，多为它书所少见，此外，何乔远还著有《闽书》一百五十四卷，崇祯二年刻本，传本很少。

《春明梦余录》七十卷 清初孙承泽著。是书主要记述明代宫廷设置、明政府内阁六部职掌，以及有关北京地区的历史和地理沿革等方面的内容。书中引用的大量资料，多出自实录和邸抄。由于作者是北京人，明末清初又一直在京作官，所以对北京地区的掌故和明代的朝章国故，都比较熟悉，故此书对研究明代典章制度的源流和变迁，以及北京地区的历史，都有史料价值。作者在晚年还作有《天府广记》一书，较《春明梦余录》微有详略之分，更多地侧重于北京地区的历史地理和明宫廷状况。

《罪惟录》一O 二卷 作者查继佐是明末清初的史家，浙江海盐人，字伊璜，号与斋，人称东山先生或朴园先生。曾在南明鲁王政权中任职兵部。查继佐自顺治元年（1644 年）开始从事明史著述，至康熙十一年（1672 年）止，历经一二十九年。自称“手草易数十次，耳采经数千人”，始克完成。他坚持反清立场，以明朝遗民自居，后因遭受庄廷金龙“明史狱”牵连，以“获罪惟录书”而署书名，故称《罪惟录》。原书本纪二十二卷，志三十二卷（内有分上下者，实三十四卷），列传三十五卷（内有分上、中、下三卷者，实为四十六卷）。与清官修《明史》相比，多南明诸帝纪（卷十八至二十二）；志的部分也比较细，如有《土田志》、《贡赋志》、《屯田志》等，此外还有《九边志》，单独成篇；所立诸传也与传统的写法不同，依性质区分，以事立传，而不以人立传。如《翼运王国传》，即明初开国时封王者之传，有《经济诸臣传》，讲妇女的《闺懿列传》，其中《色目类》中有（《三娘子》列传。在卷三十三中列有台湾专目，指出“台湾者，系和兰人入贡泊舟候命处”，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处所之一。这些不仅表明此书在体例上的别具一格，而且有些还可补《明史》之不足。特别是该书保存了不少明朝末年的材料，如李自成农民军“均田免粮”、“均田赦赈”等材料，多为它书所不见。是书仅有稿本，1936 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收在《四部丛刊三编》中。

　　《明书》一七一卷 《明史》刊行前的明代纪传体史书。著者傅维鳞，明末举人。幼时随祖父宦游，多历名山大川，又“久居京国，既闻掌故”。入清后，顺治三年（1646 年）进士，四年入内翰林国史院。九年晋为左春坊左中允兼内翰林宏文院编修，得分修《明史》。他在任中搜求史籍，收藏印抄诸书、家乘、文集、碑志等，共三百多部，计九千余卷，并参考实录等书，考订同异，纂成一部《明书》。全书包括纪、志、表、传等四个部分。比之《明史》，表中多《圣贤世裔表》、《学士祭酒表》、《卿贰年表》、《制科取士表》等，志中增《土田志》、《赋役志》、《戎马志》等。在材料上有些超过《明史》，但体例不够谨严，叙述凌乱，有些亦过于琐碎。

　　（二）编年体史书记明一代者有：

　　《宪章录》四十七卷 薛应旂撰。万历刻本。是书上起洪武，下迄正德，用编年体记述。其中有的材料，采自杂书传闻，颇失甄别，建文逊国事即是一例。

　　《皇明大政记》三十六卷 朱国祯撰。明刊本。是书始自洪武，终于隆庆六年。材料大多依据实录，并参照《吾学编》、雷礼《明大政记》、邓元锡《皇明书》等书，“增之损之”而成。此书为作者编纂的《皇明史概》之一部分。此外还有《皇明大训记》十六卷、《皇明大事记》五十卷、《皇明开国臣传》十三卷、《皇明逊国臣传》五卷，累计一百二十卷，有明崇祯刻本传世。

　　《昭代典则》二十八卷 黄光昇撰。万历刻本。是书依事编年，每条皆提纲列目。上起太祖，终于隆庆六年，取材丰富，可资参阅。

　　《皇明通纪》陈建撰。载洪武至正德事迹，“皆采掇野史及四方传闻，往往失实。”[12]孟森《书明史钞略》一文指出：“明人节钞实录，即名为纪，盖自陈建之《皇明通纪》始。此书备科举士人场屋中对时务策之用。故陈建《通纪》以后，撰续通纪者甚多。”如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续至万历朝；《两朝从信录》又续泰昌、天启两朝。明人纪明代史事，大多本于实录，但作为一种体裁的史书，还是可以参用。

　　明人通记明代史事之书，除上述一些而外，还有丘濬《大学衍义补》、尹守衡《皇明史窃》、涂山《明政统宗》、谭吉思《明大政纂要》、李贽《续藏书》等。

　　记一朝史事者如：

　　记洪武朝有吴朴《龙飞纪略》、宋濂《洪武圣政记》（《借月山房汇钞》本）。

　　记建文朝有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万历刻本）、黄佐《革除遗事》（《借月山房汇钞》本）、姜清《秘史》。

　　记永乐朝有《文庙圣政记》（杭州图书馆藏，北大图书馆藏明抄本）。

　　记洪熙朝有《仁庙圣政记》（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记宣德朝有《宣庙圣政记》（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记正德朝有清毛奇龄《明武宗外纪》（《中国历代逸史丛书》本）。

记嘉靖、隆庆朝有徐学谟《世庙识余录》（明刻本）、支大伦《皇明永陵编年信史》（万历刻本）、沈越《皇明嘉隆两朝闻见记》（万历刻本）。

记万历朝有《万历起居注》（天津市图书馆藏明抄本）。

记泰昌、天启、崇祯朝有李逊之《三朝野记》（《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叶绍袁《启祯记闻录》（《痛史》本），张岱《石匮书后集》（中华书局1960 年铅印本），《崇祯长编》（台湾1962 年影印明实录附录收有天启七年八月至崇祯五年十二月的共六十卷，《中国历代逸史丛》书收有崇祯十六年十月至十七年三月的共二卷），文秉《烈皇小识》（《明季稗史汇编》本），孙承泽《山书》。

　　记南明福王弘光朝有顾炎武《圣安本纪》（《明季稗史汇编》本），黄宗羲《弘光实录抄》（《痛史》本）。

　　记唐王隆武朝有《思文大纪》（《痛史》本）。

　　记鲁监国有查继佐《鲁春秋》（《适园丛书》本）。

　　记桂王永历朝有王夫之《永历实录》（《船山遗书》本）。

　　（三）各种专题性史料

　　比较集中地记述主要历史事件的史书，如：记明太祖朱元璋伐元，削平张士诚、陈友谅等割据政权的，有收在《纪录汇编》中的《平胡录》、《北平录》、《平汉录》、《平吴录》、《平蜀记》、《平夏记》等。

　　记靖难之役者有《奉天靖难记注》（王崇武注，史语所专刊之二十八，1945 年出版）。

　　记永乐北征事迹者，有金幼孜《北征录》和《后北征录》（《纪录汇编》本）、杨荣《后北征记》。

　　记土木之变与景泰监国者有刘定之《否泰录》、李实《北使录》，尹直《北征事迹》、《正统临戎录》、《正统北狩事迹》（《纪录汇编》本）。

　　记嘉靖朝“大礼议”的有杨一清《明伦大典》 （嘉靖刊本）。记万历朝宁夏之役、播州之役、朝鲜之役三大征者，有茅瑞征《万历三大征考》、李化龙《平播全书》（《畿辅丛书》本）、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 （台湾明清史料第八集）。

　　记万历时矿监税使者，有文秉《定陵注略》（传抄本）。

　　记挺击、红丸、移宫三案者，有顾秉谦《三朝要典》（天启刊本）。

　　记东林、阉党等明末党争者，有文秉《先拨志始》（《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金日升《颂天胪笔》（明刻本）、刘若愚《酌中志》（《海山仙馆丛书》本）、吴应箕《东林本末》、蒋平阶《东林始末》、吴伟业《复社纪事》、眉史氏《复社纪略》（《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记“倭寇”与“海寇”者有：胡宗宪（《筹海图编》、王世贞《倭志》、谢杰《虔台倭纂》（《玄览堂丛书续集》本）、范表《海寇议前》和茅坤《海寇后编》（《玄览堂丛书续集》本）、《汪直传》（《借月山房汇钞》本）、《徐海本末》（《借月山房汇钞》本）等。

　　明代农民起义次数多，规模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后期的兵变、民变、士变、佃变、奴变，以及白莲教起义等社会各阶层的反封建斗争，蓬勃兴起。所以记述农民起义的史料，十分丰富。除《明实录》、《鸿猷录》、《明史纪事本末》、《明史》有关列传中有大量的史料外，系统记述明代农民起义的书，有毛奇龄《后鉴录》（《西河合集》本）。

　　记邓茂七起义者，有《皇明经济文录》中所收的张楷《监军历略》。

　　记荆襄流民起义者，有收在《明经世文编》中项忠等人的奏疏。

　　记正德年间刘六、刘七起义者，有谢 《后鉴录》（《国朝典故》本、明抄本）和祝允明《江海歼渠记》（《今献汇言》本）。

记四川地区农民起义的，有林俊《见素集》（明刻本）。

记江西等地区农民起义的，有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

记万历朝农民起义、兵变、民变的，有瞿九思《万历武功录》( 1962 年中华书局影印本）、文秉《定陵注略》、《民抄董宦事实》（《中国历代逸史丛书》本）。

　　记天启年间徐鸿儒等白莲教起义者有王一中《平妖集》（1938 年《括苍丛书》第一集）、岳和声《餐微子集》（天启刻本）、徐从治《徐忠烈公集》（崇祯刻本）、张凤翔《抚畿疏草》（天启刻本）、黄尊素《说略》（《涵芬楼秘岌》本）等书。

　　明末农民起义的史料，尤为丰富。系统而集中的材料有戴笠、吴芟《怀陵流寇始终录》（《玄览堂丛书》本）、吴伟业《绥寇纪略》、计六奇《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管葛山人（彭孙贻）《平寇志》等书。

　　专记农民军在河南一地活动者，有郑廉《豫变纪略》。记张献忠农民军及其在四川地区活动者，有费密《荒书》、彭遵泗《蜀碧》、欧阳直《欧阳氏遗书》、李馥荣《滟滪囊》、沈荀蔚《蜀难叙略》，以及《圣教入川记》（1934 年重庆曾家岩圣家书局印行本）和《纪事略》（中华书局1959 年出版《甲申纪事》本）等。

记崇祯四年（1631 年）紫金梁王自用等起义军进攻山西沁水的经过，有张道浚《从戎始末》和《兵燹琐记》（《山右丛书》本）。

记崇祯八年（1635年）起义军攻围安徽太和之事者，有《太和御寇始末》（四川图书馆藏）。

　　记崇祯八年张献忠起义军攻克安徽庐州之始末，有金瑞紫《流贼张献忠陷庐州记》) （中华书局1960 年出版《野史无文》附录）。记李自成农民军于崇祯十四、十五年（1641 一1642 年）三围开封之事者，有白愚《汴围湿襟录》（《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李光 《守汴日志》（《昭代丛书壬集》本）。

　　记崇祯十三、四年张献忠等农民军在四川的战斗历程者，有王炜《嗒史》（《昭代丛书戊集》本）。

　　记崇祯十五年至十六年（1643 年）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在湖北襄阳、荆州、汉口、武昌等地区的军事、政治活动者，有魏晋封《竹中记》（民国己巳石印《汉阳魏氏遗书二种》本）。记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围郧阳、榆林等城的经过者，有高斗枢《守郧纪略》（《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和戴名世《崇祯癸未榆林城守纪略》（《南山集》本）。

记崇祯十七年（1644 ）李自成农民军攻占明都北京前后的活动者，有赵士锦《甲申纪事》（中华书局1959 年铅印本）、钱 《甲申传信录》（《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冯梦龙辑录的《甲申纪事》（《玄览堂丛书》本）、陈济生《再生纪略》（《玄览堂丛书》本）、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明季史料丛书》本）、张怡《 闻续笔》（《笔记小说大观》本）、聋道人《燕都志变》（见《豫变纪略》卷八）、刘尚友《定思小纪》（《明季史料丛书》本）、边大绶《虎口余生纪》（《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程正揆《甲申沧州纪事》（《荆驼逸史》本）、《伪官入沛城纪事》（见《阎古古全集》）、王度《伪官据城记》（《荆驼逸史》本）、戴名世《甲申保定城守纪略》（《南山集》本）。

文集中，如方震孺《方孩未先生集》、吴 《柴奄疏集》（崇祯刻本）、孙传庭《孙忠靖公全集》、卢象升《卢忠肃公集》、李永茂《邢襄题稿》（中华书局印本）、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传抄本）、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康熙刻本），以及丁耀亢《出劫纪略》（顺治刻本）等书，都有与明末农民战争有关的丰富材料。

此外，记明代佃农斗争者，大多散见于江西、安徽、江苏、福建等地区的方志。

　　记奴变者，多见于《研堂见闻杂记》、皇甫氏《胜国纪闻》、《杨园先生全集》、苏融 《惕斋闻见录》等书。

　　明代社会各阶层的反封建斗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材料很多。上述一些史料，虽远不完备，但大多是作者根据亲身见闻或经历写成，有的是直接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上报明朝政府的奏疏，因而有着不少可贵的原始材料。

除此之外，在农民起义所经历的地区的方志中，以及笔记小说里，都还有大量的材料。现在存留下来的明清档案里，也有一些明末农民战争的可贵资料，已经汇编出版的有《明清史料》甲至癸编、郑天挺主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1952 年开明书店印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清代档案资料丛刊》等。

明代民族关系方面的史料，就记述的内容来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全面记述各兄弟民族内部状况和与明朝的关系。这类材料除见于前述记明一代史事的《明实录》、《吾学编》、《弇州史料》、《国榷》、《明史· 土司传》及有关的列传外，还有：

黄瑜《双槐岁抄》，《岭南遗书第一集》本。

　　郑晓《今言》，《纪录汇编》本。

　　叶向高《四夷考》，《宝颜堂秘岌续集》本。

　　慎懋赏《四夷广记》，《玄览堂丛书》本。

魏焕《皇明九边考》，《北京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本。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

　　王士性《广志绎》，《台州丛书甲集》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

　　方孔昭《全边略记》，北平图书馆1930 年排印本。

　　黄道周《博物典汇》（明崇祯刊本）

　　另一类是，单独记述某个民族或某一地区兄弟民族的状况及其与明朝的关系。这之中包括有：

　　( 1 ）明清关系问题，大体有四方面的材料：

　　一、满文资料主要是太祖、太宗时期的满文老档。这是研究入关前满族历史的最原始资料，日本学者己经翻译成日文，并由东洋文库出版，翻译成汉文者有金梁编的《满洲老档秘录》、1933 一1935 年《故宫周刊》连续刊载的《汉译满洲老档拾零》。后两种既不完整也不那么确切。近些年来，辽宁大学历史系组织人力，重译满文老档。目前，太祖朝已有三个分册作为《清初史料丛刊》第一种印行。

　　二、朝鲜资料由于清朝统治者对于明清关系多有忌讳，所以在清官修的《明史》当中对此少有记述，或语焉不详。而在朝鲜《李朝实录》中却保存有大量的材料。朝鲜李朝太祖至仁祖十六朝（1392 一1649 年），相当我国的明朝时期。《李朝实录》数量很大。中华书局出版吴晗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查对和使用的方便。此书系吴晗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时，从当时北平图书馆所收藏的朝鲜《李朝实录》中所记中朝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友好往来的史实，加以收集成篇。全书分前、上、下三编，共七十八卷。其中上编所收明代建州史料，对于研究清之先世，以及，建州与明朝之间的关系，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此外，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也出版过《明代满蒙史料· 李朝实录抄》，精装本十册。

　　《建州纪程图记》朝鲜申忠一撰。1939 年伪满时期“建国大学”曾以《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为名，影印出版。本书是作者1595 年（明万历二十三年）出使建州，根据其行程经历，绘记而成。

　　此外，朝鲜李民寏的《栅中日录》和《建州闻见录》，是作者依据在萨尔浒之战为后金所俘时之见闻写成的；朝鲜李肯翊编纂的《燃藜室记述》，是作者根据四百余种史书删削而成，书为纪事本末体，每条下都注明出处。

　　以上四种朝鲜人的著途，都为研究入关前女真各部和后金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相当具体而可贵的史料。

　　三、汉文材料 主要指明代和清初的著述，其中既有官修的史书，也有私人的著述。明代的著述有：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将明十三朝实录中有关满族的材料，抄录汇集成书，名为《明代满蒙史料· 明实录抄》，《满洲篇》，分六册，已经出版，可供翻检。

《明经世文编》摘收的王崇之、李承勋、王维祯、张学颜、姚希孟、薛三才、宋懋澄、宋一韩、熊廷弼、徐光启等人的奏疏和文集，有不少相关而有用的资料。谢国祯辑录的《清初史料四种》（马文升《抚安东夷记》、茅瑞征《东夷考略》、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二十三《辽夷略》、海滨野史《建州私志》），《玄览堂丛书》所收的明冯瑗《开原图说》、颜继亨《九十九筹》、郭淳《东事书》，程开祜辑《筹辽硕画》（《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等，都是研究建州史和明满关系有用的史料。

清代的著述有：《太祖武皇帝实录》（1932 年故宫博物院铅印本）、《太宗文皇帝实录》、蒋氏《东华录》、《天聪朝臣工奏议》（《史料丛刊初编》本）、管葛山人《山中闻见录》（《玉简斋丛书》本）、昭梿《啸亭杂录》，以及《明史》中巫凯、曹义、李秉、赵辅、李成梁、麻贵、杨镐、张学颜、熊廷弼、袁应泰、袁崇焕、孙承宗、赵光汴、贺世贤、童仲揆、赵率教、何可纲、满桂、张鹤鸣等列传，对研究满族的历史和明满关系都有可利用的史料。

四、档案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特别是辽宁省档案馆保存有明代辽东都司、山东备倭都司和兵部的档案资料一千多卷。这些可贵的原始材料，对研究明代辽东地区的历史和入关前满族及其先世女真各部同明朝的政治经济联系，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在研究明清关系的某些著述当中，已有所征引，看来很有必要进行系统整理并印行公布，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研究需要。

( 2 ）关于蒙古族和明朝同蒙古的关系，材料相当多。前述记明初征伐蒙古和“土木之变”的史书里，有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弇州史料》一书中，也有系统而全面的材料。

　　此外，材料集中而又具体，查找起来方便者，还有：火原洁、马沙亦黑《华夷译语》（《涵芬楼秘笈》本），李贤《古穰杂录》（《纪录汇编》本），高拱《挞虏纪事》和《伏戎纪事》（《纪录汇编》本），箬陂（陈洪谟）《治世余闻》（《纪录汇编》本），王世贞《凤洲杂编》（《纪录汇编》本），马文升《西征石头记》（《纪录汇编》本），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杨时宁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玄览堂丛书》本），等等。

　　特别是，万历中曾以兵部右侍郎任宣大总督达五年之久的萧大亨的《夷俗记》（《宝颜堂秘笈续集》本）和嘉靖二十二年（1543 年）曾任分守宣府口北道的岷峨山人（尹耕）的《译语》（《纪录汇编》本），都是根据自身的经历和见闻，记蒙古的经济、政治、军事、法制、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材料，十分具体。

　　文集中的有关材料也不少。利用方便者，收在《明经世文编》中的孙原贞、马文升、王宪、李承勋、韩邦奇、史道、毛宪、翁万达、赵时春、陈时明、曾铣、胡松、王崇古、张居正、方逢时、魏时亮、郑洛、吴时来、何东序、张四维、梅国祯等人的奏疏，分别反映了明代不同阶段蒙族各部的形成、分布、迁徙和社会状况，以及同明朝的联系和往来，如“贡市”和“板升”的具体情况。

　　( 3 ）记回族和维吾尔族的材料，见于马文升《兴复哈密王国记》（《纪录汇编》本），陈诚、李达《西域行程记》，许进《平番始末》，陆容《菽园杂记》，箬陂《治世余闻》等书，以及收录在《明经世文编》中的项忠、张海、桂萼、霍韬、夏言、严嵩、张珩、赵伸、胡世宁、王廷相、郑洛等人的奏议。

　　( 4 ）有关云南、贵州、四川、西藏、湖南、广西等地区的藏、苗、瑶、彝、壮等族的汉文史料，大多见于田汝成《行边纪闻》（《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邝露《赤雅》、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何宇度《益部谈资》（《学海类编》本）、包汝楫《南中纪闻》（砚云甲编，《申报馆丛书》本）、魏濬《峤南琐记》（砚云乙编，《申报馆丛书》本）、张志富《南园漫录》（《云南丛书》本）、王琼《双溪杂记》（《今献汇言》本），以及收在《纪录汇编》中的张《云南机务钞黄》、王轼《平蛮录》、杨慎《滇载记》、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高拱《靖夷纪事》、何孟春《余冬录》、陆钺《病逸漫记》、彭时《彭文宪公笔记》、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等。这些书里，都有比较具体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史料，可供利用。

　　( 5 ）记东南地区黎族的材料有：王临亨《粤剑篇》（《玄览堂丛书》本）、顾阶《海槎余录》（《纪录汇编》本）、屈大均《广东新语》等书。

　　对外关系方面的汉文史料，重要的有：

　　《殊域周咨录》严从简撰，1930 年故宫博物院铅印本。该书为作者任职行人司时，采集有关档案资料编成。书修于万历初年。全书按地域分为四部，除卷十二至二十四为记明代边疆地区兄弟民族者外，主要是讲当时四邻各国和地区的情况，以及同明朝的往来和关系。是书叙事详尽，材料也相当完备。

　　《东西洋考》十二卷 张燮撰。凡有关福建漳州地区对外贸易的情况，市舶司的建置，税制的建立和变化，都有记载。尤其是有关十六世纪时，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和对当时海外贸易方面的干扰和破坏的记载，对研究明代对外关系和海外贸易，十分重要。1981 年中华书局已经出版新标点本，书前序言对全书内容有较详尽的介绍。

　　《郑开阳杂著》郑若曾撰。书中的卷四《日本图纂》、卷五《朝鲜图说》、卷六《安南图说》，对研究明代同日本、朝鲜、越南的关系，都有可用的史料。

　　《皇明象胥录》茅瑞征撰。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本。其中也有对外关系方面的有关材料。

　　此外，记同中亚地区关系者，有陈诚、李达根据出使所历行程和见闻写的《使西域记》和《西域番国志》。

记明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有曾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所写《瀛涯胜览》（冯承钧校注本，1955 年中华书局本）、费信所写《星槎胜览》（冯承钧校注，1954 年中华书局本）、巩珍写的《西洋番国志》（向达校注，1961 年中华书局本），以及黄省曾撰于正德十五年（1520 ）的《西洋朝贡典录》（《借月山房汇钞》本），还有向达整理，1961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郑和航海图》等书。山东齐鲁书社近年出版了郑鹤声、郑一钧编的《郑和下西洋史料汇编》，比较集中的收集了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有关材料，便于翻检和利用。

对外关系的史料，不限于汉文材料，还有大量的外文材料。张星烺编著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从中外史籍中，摘录了十七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与欧洲、非洲、西南亚、中亚、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往来和关系的大量史料，对其中的地名和史事还作了一些考释。其中有关明代部分，可资查对和利用。

有关耶稣会士的材料，除上述《史料汇编》收录者外，还有川东天主教司铎古洛东编的《圣教入川记》，记载了天主教在四川传教的过程。徐宗泽编著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对了解来华耶稣会士的小传和译著情况，很有帮助。徐昌治辑的《圣朝破邪集》（日本安政乙卯翻刻本），记载了万历年间的几次“教案”经过，也是研究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有关材料。

（四）政书 可分社会经济与政治、法律制度两个方面。关于社会经济的材料，比较集中的有：张学颜编的《万历会计录》，梁方仲在1935 年11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三卷第二期曾有介绍；《山东经会录》，日本岩见宏的《<山东经会录> 》一文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该文收在1962 年日本出版的《明代史论丛》一书中。《钦依两浙均平录》（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河南赋役总会文册》（嘉靖刻本）、《四川重刊赋役书册》（万历刻本）、《徽州府赋役全书》（万历刻本）、《江西赋役全书》（万历刻本）、《后湖志》（南京图书馆藏）、《赋役官解全书· 休宁县》（天启刻本）以及存留下来的鱼鳞图册、清册供单、催征条鞭税粮的“长单”和各类契纸等等，都是研究土地、赋役和封建国家财政的重要史料。

官手工业方面的史料，有何士晋编纂的《工部厂库须知》（《玄览堂丛书》本）和李昭祥编的《龙江船厂志》（《玄览堂丛书》本）。有关海运和漕运方面的书有：席书辑、朱家相增修的《漕船志》（《玄览堂丛书》本）、吴仲编的《通惠河志》（《玄览堂丛书》本）、王在晋《通漕类编》（明刻本）、王琼《漕河图志》（明刻本）、王宗沐《海运详考》（明刻本）、梁梦龙《海运新考》（《玄览堂丛书》本）等。

盐政方面的史料有：朱廷立《盐政志》（传抄本）、查志隆的万历《山东盐法志》（万历刊本）、史起蛰《两淮盐法志》（嘉靖刻本）、江大鲲《福建运司志》（《玄览堂丛书》本）、周昌晋《福建鹾政全书》（天启刻本）、《万历两浙鹾志》（清康熙51 年吕犹志重刊本）、叶永盛《浙鹾纪事》（《丛书集成》初编本）等。此外，收在《明经世文编》中的袁世振《两淮盐政疏理成编》，也是记明代盐法变革的重要史料。杨时乔的《皇朝马政记》（《玄览堂丛书》本）是有关马政方面的重要史料。

　　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的史书，例如：

　　《大明一统诸司衙门官制》，嘉靖刻本。

　　《太常续考》，《四库珍本初集》本。

　　俞汝楫等纂修《礼部志稿》，《四库珍本初集》本。

　　黄佐《南雍志》，江苏省图书馆1931 年影印本，《翰林记》，《丛书集成初编》本。

　　黄儒炳《续南雍志》，天启刻本。

　　周应宾《旧京词林记》，《玄览堂丛书》本。

《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台湾影印《明实录》附录。

《土官底簿》，《四库珍本》初集本。

刘若愚《酌中志》，《海山仙馆丛书》本。卷十六至二十

上述诸书有明代职官及其职掌，和礼部、太常寺、南京翰林院、翰林院、都察院、土司、内廷宦官衙门的建置、职官、职掌，以及有关人物和政务活动的有用史料。这方面的史书，远远不止这些。如见于一些文章征引者，还有《南京户部志》、《南京都察院志》等书[13] 。

　　诏浩律令，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调整内部关系，镇压人民群众而发布和制定的。它具有法律的性质，都可以据以定罪决遣。这些对研究当时社会各阶级的身分和法律地位，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

《皇明祖训》洪武六年（1373 年）成书，名为《祖训录》，二十八年改名为《皇明祖训》，现存有洪武刻本、万历刻本、隆武刻本，《玄览堂丛书》中熊鸣岐的《代王章》一书中也有收录。

《大诰》 洪武年间前后四次颁发大诰：第一次《大诰》成书于洪武十八年（1385 年）十月，计七十四条，第二次《大诰续编》成书于十九年（1386 年）三月，计八十七条；第三次《大诰三编》成书于十九年十一月，计四十三条；第四次《大诰武臣》成书于二十年（1387 年）十二月，计三十二条。此四书北京图书馆藏有明抄本和明刻本，熊鸣岐的《昭代王章》一书中，收有《大诰》和《大诰续编》。

　　《大明律集解附例》三十卷 朱元璋即位后，颁布过两次法律。洪武七年（1374 年）颁布的《大明律》，以《唐律》为基础，计十二篇，六O 六条。洪武三十年（1397 年），又重新修订，成三十篇（卷），四六O 条。其体例，卷一为名例律，卷二至三十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门类。是书有单刻本。《玄览堂丛书》三集中亦收有此书，可与熊鸣岐辑录的《昭代王章》参看。此外还有：傅凤翔的《皇明诏令》（明刻本）。《孝陵诏敕》辑录了自洪武元年太祖登极诏至三十一年的太祖遗诏。《长陵诏敕》收录了永乐并洪熙朝的诏敕。《燕王令旨》收录了朱棣上建文皇帝奏本一道和”为报父仇事，谕普天下藩屏诸王大小各衙门官吏军民人等布告“一件，为实录所不载。《御史台宪纲》（明刻本）。《皇明制书》（明刻本），其中收录了《大诰》、《教民榜文》、《洪武礼制》、《诸司职掌》、《节行事例》等书。

　　（五）传记和年谱 以人物为中心，记一人生平事迹者，为传记；以时间为经，活动为纬，按年月顺序，谱写一人之经历和事功者，叫年谱。研究和了解任何社会历史问题，都离不开具体的人物，因而这方面的历史资料，是史料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人传记很多，价值较高的如：

　　《国朝献征录》焦竑撰。《中国史学丛书》本，1965 年出版。焦竑，字弱侯，号澹园，万历十七年（1589 年）状元，历任国子监司业等官。落职还家后，专心著述，是明代有名的史学家之一。他“留心坟索，毕世讨论，非徒为书麓者”[14] 。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曾参予纂修明史。虽全书未成，但他撰写的经籍志已经完成，并存留下来。《国朝献征录》一书，博采自洪武以迄嘉靖时期的名人事迹。全书按宗室、戚畹、勋爵、内阁、六卿以下各官，分类标目，依次编排；没有任过官职的，按孝子、义人、儒林、艺苑等目，分类汇编。大多数人物传记，都注明引述之书，内容丰富，查用方便。此外，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明清史料汇编》初集本），也是重要的传记资料。

　　记明人传记的文献材料，有些索引，可供检索。如哈佛燕京学社《八十九种明代传记引得》，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编《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上（1965 年）、下（1966 年）两册，香港新亚书院编《古今图书集成中明人传记索引》，以及日本的《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传记索引稿》等。

　　明人年谱，据杨殿珣《中国历代年谱总录》一书粗略统计，卒于顺治八年前者为一百九十五人，生于明天启七年以前者，为三百四十八人，收录比较完备，可检索查阅。近年台湾编印了《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其中第一辑至第五辑收录了明人年谱十四种，包括章懋、倪元璐、张煌言、颜元，徐宏祖、朱若及、王夫之、鹿善继等。

　　（六）奏议和文集 奏议有选编一代或一朝者，如陈九德辑《皇明名臣经济录》（嘉靖刻本）、张瀚《皇明疏议辑略》（嘉靖刻本）、孙旬《皇明疏钞》（万历刻本）、万表《皇明经济文录》（明刻本、1934 年印本）、陈子壮《昭代经济言》（《丛书集成》初编本）、署名戴金的《皇明条法事类纂》（日本古典研究会据东京大学藏旧钞本影印本）、张卤《嘉隆疏钞》（万历刻本）、《万历邸钞》（台湾中央图书馆影印旧钞本）、贾三近《皇明两朝疏钞》（万历刻本）、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燕京大学图书馆铅印本）、《崇祯存实疏钞》（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崇祯奏疏汇辑》（祁彪佳辑，明刻本）、《祯朝诏疏》（朱东观辑，明刊本）等。

有辑录某个人为官时，全部或某个阶段的奏疏者，如王琼《户部奏议》（明刻本）、熊廷弼《经辽疏犊》（《明清史料汇编》第二集）、汪应蛟《汪青简公奏疏》（明刻本）、郭尚友《漕抚奏疏》（明刻本）、李永茂《邢襄题稿》、毕自岩《度支奏汉》（明刻本）等。

奏疏大都是全文收录，如《皇明条法事类纂》一书，收录了天顺八年（1464 ）至弘治九年（1496 年）三十二年中六部和都察院的一些题本。其中的大多数不见于成化、弘治两朝实录和大明会典，个别收进去的，也只是简单的撮要。所以象这类完备的题本，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有用的原始材料。

　　一般说来，奏议大都收入有关人物的文集当中，而文集的数量又相当大。

　　《皇明经世文编》五零四卷、补遗四卷明人陈子龙、徐孚远、宋征壁选辑，成书于崇祯十一年（1638 年）十一月，选编了明人文集和奏疏中的部分材料，为使用和进一步查找，提供了方便。中华书局1962 年影印精装本。是书编者从松江以及全国各地搜集文集一千种以上，从四百二十多人的文集和奏议当中，“取其关于军国济于实用者，上自洪武，迄于皇帝改元，为经世一编。文从其人，人从其代”（方岳贡序），按“首先代言，其次奏疏，又其次尺犊，又其次杂文“的顺序编排。材料丰富，内容广泛，在有些文集和奏疏已不存世或不便查找的情况下，对研究明代社会历史是一部极为有用的史料。此外，程敏政编辑的《皇明文衡》（《四部丛刊》本）一书，也可参考和查用。

　　明人文集有多少，没有确切的统计。著录午《千顷堂书目》者，有四千九百多人的别集，《明史· 艺文志》著录九百多人的文集，计一千一百八十九部。存留至今的明人文集的数量，也没有完备全面的统计。收在丛书当中的明人文集，粗略统计，如《四库全书》收有明人别集二百三十多种和十七人的奏议；清人姚莹等人汇编的《乾坤正气集》，收有明人文集七十二种，但其中大部不是足本；《四部备要》有四种；《四部丛刊》初编十二种，续编一种，三编六种；《丛书集成》初编有近百种。此外，《辽海丛书》、《吴兴丛书》、《武林往哲遗著》、《四明丛书》、《豫章丛书》、《海南丛书》、《黔南丛书》、《云南丛书》等，也收辑了少量的明人文集或奏疏。台湾出版的《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引用了四百八十多种明人文集中的传记资料。日本东京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山根幸夫教授1978 年编辑的《增订日本现存明人文集目录》，收有一千七百多人的文集和撰者不明的文集四十多种，在补遗与再补遗中又收有一百多人的文集目录。这本目录的内容包括：著者、书名、卷数、册数、版本、所在地等项目，对查找明人文集不失为有用之作。近些年来，台湾陆续影印出版了一些史籍，其中四库珍本二至十集中，收有一些明人文集；1968 年出版的《明代艺术家集汇刊》有七种文集，1971 年出版的续集，包括十种，已出一种；1970 年出版的《明人文集丛刊》，共二十八种。从研究工作的需要来说，通过协作，编辑明人文集目录、现存明人文集目录，以及文集篇目索引等，十分必要。

　　明人文集，如果是全集，大多包括有：诗、文（如记赞、序跋、纪叙、碑志、墓表、人物传记、记事、杂著等）、书牍、奏对等内容，如：《江陵张文忠公全集》四十七卷（明刻本）张居正撰。其中包括诗六卷、文十四卷、书牍十五卷、奏对十一卷、行实一卷。其中书牍部分，收有八百多件信札，奏对部分，有一百六十多件。这一大宗材料对研究张居正改革和明嘉请以来的社会历史，有着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再如周忱《双崖文集》、况锤《况太守集》、庞尚鹏《百可亭摘稿》、海瑞《海瑞集》等，都有关于江南地区上地关系、赋役制度、社会状况和农民生活等方面的可贵材料，明人文集数量大，内容丰富，有很多可用的史料，下面提供一个远不完备的书目，供参考利用。

　　《高皇帝御制文集》朱元璋，万历刊本、《中国史学丛书》影印本。

《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刘基，《四部丛刊》本。

《宋学士文集》宋镰，《四部丛刊》本。

　　《始丰藁》徐一夔，《武林往哲遗著》本。

《逊志斋集》方孝孺，《四部丛刊》本、《乾坤正气集》本。

《逃虚类稿》姚广孝，清刻本。

　　《解文毅公集》解缙，乾隆刊本。

《金文靖公集》金幼孜，明刊本、《四库珍本》二集。

《东里全集》杨士奇，康熙刊本、《四库珍本》七集。

《杨文敏公集》杨荣，明刊本、《四库珍本》四集。

《夏忠靖公集》夏原吉，明刻本、《四库珍本》四集。

《双崖文集》周忱，清刻本。

　　《况太守集》况锤，乾隆刻本。

　　《刘两 文集》刘球，《乾坤正气集》本。

《于肃愍公集》、《少保于公奏议》于谦 《武林往哲遗著》本。

《古穰文集》李贤，明刊本、《四库珍本》二集。

《彭文宪公文集》彭时，清刊本。

　　《商文毅公全集》商 ，顺治刻本。

　　《西垣奏草》、《两广奏草》、《边奏存稿》、《上谷奏草》叶盛，崇祯刻本。

　　《韩襄毅家藏文集》韩雍，《明人文集丛刊》影印本、《四库珍本》四集。

《枫山章先生集》章懋，《丛书集成》初编本、《金华丛书》本。

《丘文庄公集》丘浚，乾隆刻本。

　　《怀麓堂全集》李东阳，嘉庆重刊本。

《篁墩程先生文集》程敏政，明刻本，《四库珍本》三集。

《空同子集》李梦阳，明刻本、《四库珍本》八集。

《康对山先生全集》康海，乾隆刊本。

《何大复先生集》何景明，清刊本、《四库珍本》七集。

《祝枝山全集》祝允明，民国石印本。

　　《俨山集》陆深，《四库珍本》五集。

　　《王文恪公集》王鳌，明嘉靖刊本。

　　《王端毅公文集》王恕，《明人文集丛刊》影印本，又《太师王端毅公奏议》，明刻本。

　　《刘忠宣公遗集》刘大夏，清光绪刻本。

《椒丘文集》何乔新，《明人文集丛刊》影印本。

《匏翁家藏集》吴宽，《四部丛刊》本。

　　《宝日堂初集》张鼐，崇祯刊本。

　　《东田文集》马中锡，《丛书集成》初编本。

　　《太史升庵全集》杨慎，乾隆刊本。

　　《李文定公贻安堂集》李春芳，万历刻本。

　　《见素集》林俊，万历刻本。

　　《王氏家藏集》王廷相，明刻本。

《薛敬轩先生文集》薛瑄，《丛书集成》初编本。

《白沙子》陈献章，《四部丛刊》三编本。

　　《医闾先生集》贺钦，《辽海丛书》本。

　　《湛甘泉先生文集》湛若水，清刊本。

　　《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四部丛刊》本。

　　《何心隐集》何心隐，中华书局1960 年铅印本。

　　《林次崖先生文集》林希元，清刊本。

《崔氏 词》崔铣，明刊本、《四库珍本》六集。

《何柏斋文集》何塘，明刊本、《四库珍本》六集。

《钤山堂集》严嵩，清刊本。

　　《夏桂洲先生文集》夏言，明刊本。

　　《霍文敏渭崖公文集》霍韬，清刊本。

　　《关中奏议全集》杨一清，《云南丛书》本。

　　《郑端简公全集》郑晓，明刊本。

《渔石集》唐龙，《丛书集成》初编本、《金华丛书》本。

《欧阳恭简公遗集》欧阳铎，明刻本。

　　《快雪堂集》冯梦桢，明刻本。

　　《徐氏海隅集》徐学谟，明刻本。

　　《何翰林集》何良俊，明刻本、《明代艺术家集汇集》续集影印本。

《李开先集》李开先，中华书局1959 年铅印本。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唐顺之，《四部丛刊》本。

《茅鹿门先生文集》茅坤，明刊本。

　　《沧溟集》李攀龙，《四库珍本》八集。

　　《弇州山人四部稿》王世贞，明刊本。又《弇州山人续稿》，《明人文集丛刊》影印本。

　　《陈眉公先生全集》陈继儒，明刊本。

　　《太函集》汪道昆，明刊本。

《方山先生文录》薛应 ，《常州先哲遗书》本。

《震川先生集》归有光，《四部丛刊》本。

　　《大泌山房集》李维桢，明刊本。

　　《青藤书屋文集》徐渭，《丛书集成》初编本。

　　《澹园集》焦竑，《金陵丛书》本。

　　《无梦园集》陈仁锡，明刊本。

　　《泌园集》董份，《吴兴丛书》本。

　　《容台文集》董其昌，明刻本。

　　《袁中郎全集》袁宏道，明刊本，又《袁宏道集笺校》，198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铅印本。

　　《天佣子集》艾南英，清刊本。

　　《七录斋集》张溥，明刻本。

　　《青霞集》沈錬，《乾坤正气集》本。

　　《杨忠愍公全集》杨继盛，清刊本。

　　《正气堂全集》俞大猷，清刊本。

　　《世经堂集》徐阶，明刊本。

　　《高文襄公全集》高拱，清刊本。

　　《江陵张文忠公全集》张居正，明刻本。

　　《葛端肃公集》葛守礼，清刻本。

　　《敬和堂集》许孚远，明刊本。

　　《复宿山房集》王家屏，明刊本。

　　《谷城山馆文集》于慎行，明刊本。

《李文节集》李廷机，《明人文集丛刊》影印本。

《申文定公集》申时行，明刊本。

　　《王文肃公文集》王锡爵，明刊本。

　　《谭襄敏公遗集》、《谭襄敏公奏议》谭伦，《宜黄丛书》第一辑。

　　《大隐楼集》方逢时，清刊本。

　　《张居来先生集》张嘉胤，民国铅印本。

《督抚江西奏疏》、《兵部奏疏刑部奏疏》潘季驯，明刻本。

《敬所王先生文集》王宗沐，明刊本。

　　《海瑞集》海瑞，中华书局1962 年铅印本。

《去伪斋集》吕坤，清刊本，又《实政录》，清刊本。

《百可亭摘稿》庞尚鹏，清刊本。

《松石斋文集》、《赵文毅公奏疏》赵用贤，清刊本。

《赐余堂集》吴中行，《常州先哲遗书》本。

《汤显祖集》汤显祖，中华书局1962 年铅印本。

《顾端文公全集》顾宪成，明刻本。

　　《苍霞草》叶向高，明刊本。

　　《赵忠毅公文集》赵南星，《乾坤正气集》本，又《味 斋文集》，《丛书集成》初编本、《畿辅丛书》本。

　　《高子遗书》高攀龙，《乾坤正气集》本。

　　《杨忠烈公文集》杨涟，《乾坤正气集》本。

　　《左忠毅公集》左光斗，《乾坤正气集》本。

　　《藏密斋集》魏大中，《乾坤正气集》本。

　　《周忠愍公文集》周起元，《乾坤正气集》本。

　　《从野堂存稿》缪昌期，《常州先哲遗书》本。

《周忠介公烬余集》周顺昌，《丛书集成》初编本。

《周忠毅公奏议》周宗建，《乾坤正气集》本。

　　《黄忠端公集》黄尊素，《乾坤正气集》本。

　　《落落斋遗集》李应升，《常州先哲遗书》本。

　　《方孩未先生集》方震孺，清刊本。

　　《餐微子集》岳和声，明刻本。

　　《高阳集》孙承宗，清刊本。

《徐光启集》徐光启，中华书局1963 年铅印本。

《浮山文集前编》方以智，清刻本

　　《王端节公遗集》王征，《泾阳文献丛书》本。

　　《刘子全书》刘宗周，清刊本。

　　《黄忠端公全集》黄道周，清刊本。

　　《柴菴疏集》吴 ，清刻本。

　　《卢忠肃公集》卢象升，清刻本。

　　《孙忠靖公集》孙传庭，民国铅印本。

　　《杨文弱先生集》杨嗣昌，传抄本。

　　《明德先生文集》昌维祺，清刊本。

《范文忠公文集》范景文，《丛书集成》初编本。

《重刻倪文贞公集》倪元璐，清刊本。

　　《凌忠介公文集》凌义渠，《乾坤正气集》本、《四库珍本》三集。

　　《刘文烈公全集》刘理顺，清刊本。

《申端愍公文集》申佳胤，《丛书集成》初编本。

《认真草十五种》鹿善继，清刻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石隐园藏稿》毕自岩，清刊本；又《度支奏议》，明刻本。

《熊襄敏公集》熊廷弼，《乾坤正气集》本；又《经辽疏牍》，《明清史料汇编》二集。

　　《史忠正公集》史可法，《丛书集成》初编本。

　　《左忠贞公文集》左懋第，《乾坤正气集》本。

《祁彪佳集》祁彪佳，中华书局1960 年铅印本。

《张忠敏公遗集》张国维，清刊本。

　　《钱忠介公集》钱肃乐，《四明丛书》第二集。

　　《金太史集》金声，《乾坤正气集》本。

　　《楼山堂集》吴应箕，《丛书集成》初编本。

　　《陈忠裕公全集》陈子龙，《适园丛书》本。

　　《钓璜堂存稿》徐孚远，民国十五年刊本。

　　《堵文忠公全集》堵允锡，清刊本。

　　《瞿忠宣公集》瞿式耜，清刊本。

《张苍水集》张煌言，中华书局1959 年铅印本。

《天问阁集》李长祥，《丛书集成》初编本。

　　《阎古古全集》阎尔梅，民国十一年排印本。

　　《琅嬛文集》张岱，清刊本。

　　《昆山顾氏全书》顾炎武，清刊本；又《亭林文集》，《四部丛刊》本。

《黄梨洲文集》黄宗羲，中华书局1959 年铅印本。

《王船山诗文集》王夫之，中华书局1962 年铅印本。

《舜水文集》朱之瑜，1913 年铅印本；又《朱舜水集》，1981 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七）笔记 传统分类法列在杂史和子部杂家类。一般说，笔记没有谨严的体例，多是杂记一代、一朝、一地的各类见闻。明代笔记数量很多。王世贞说：“野史亡虑数十百家”。全祖望说：“明代野史，不下千家”。作者有的是在任的官僚，有的是居家的乡绅士大夫；有的是失意不得志的寒士贫儒。笔记较之官修史书，束缚较少，不那么“装腔作势”[15] ，“太摆史官架子”，看起来“可更容易了然”[16] 。

　　笔记的内容异常广泛，包括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等各方面的内容，诸如地区经济、典章制度、人物传记、农民起义、风土民情、朝野掌故、生产技术、文学艺术、琐闻轶事、奇说异闻、方言俗语、花卉草木、鸟兽虫鱼、自然灾害、物产资源、山川河湖、庙宇寺刹、名胜古迹等等。材料大多具体实际，可与其它史书互为印证和补充，很富有史料价值。如：黄瑜《双槐岁抄》记成化以前的史实；陆容《菽园杂记》关于正德前社会状况的记载；朱国桢《涌幢小品》，“凡经稗海诸书所载，行于世者，都不重录。庵熟于明代之事，故所记多质实可信“[17]。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全书分《列朝》、《宫闱》、《宗藩》、《公主勋戚》、《内监》、《内阁》、《词林》、《吏部》、《户部· 河漕》、《礼部》、《礼部· 科场》、《兵部》、《刑部》、《工部》、《畿辅》、《土司》等卷，按类编排，材料集中。叶盛《水东日记》有关于典章制度和两广、宣府地区的材料；张瀚的《松窗梦语》有关于手工业和商业的记载；李乐的《见闻杂记》和焦竑的《玉堂丛语》关于人物的撰述；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中的考据经史、评辨诸书的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田艺蘅的《留青日札》记浙江地区的材料；谢肇 《五杂俎》记福建的材料；王临亨的《粤剑编》记广东地方情况，包括澳门和对外关系的材料；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和周晖的《金陵琐事》记南京地区的材料；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和范濂的《云间据目抄》记江南苏州、松江等地区的材料，都很有史料价值。特别是顾炎武的《日知录》，通纪有明一代的各类资料，每条记载多有历史的叙述，或兼有考订，并且注明引据之书，内容翔实，考证谨严，值得细读。

　　明人笔记正德以后的居多，有些已经收在《今献汇言》、《纪录汇编》、《盐邑志林》、《续说郛》、《借月山房汇钞》、《涵芬楼秘笈》、《宝颜堂秘笈》、《申报馆丛书》、《笔记小说大观》、《丛书集成》等丛书中。解放以后，中华书局曾以《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和《明清笔记丛刊》两种形式，选择整理，陆续标点出版。鲁迅十分重视明代的野史和杂说。在他所写的一些杂文中，对明代的野史杂说和与官修正史的优劣比较，都有深刻的评论和可贵的见解。谢国祯几十年来致力于明清笔记资料的搜求和收藏。他的《明清笔记谈丛》( 198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一书，介绍了四十八种明清笔记资料。此外，他还从明清笔记资料中，摘录了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的有关资料，分类编成《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和《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两书，自1980 年起，由福建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为便于查用明代笔记资料，下面提供一个初步的书目，供参考。

《草木子》叶子奇，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

《蹇斋琐缀录》尹直，《历代小史》本。

　　《水东日记》叶盛，1980 年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

　　《复斋日记》许浩，《涵芬楼秘笈》本。

　　《双槐岁钞》黄瑜，《今献汇言》本。

　　《菽园杂记》陆容，《丛书集成》初编本。

　　《寓圃杂记》王琦，《玄览堂丛书》本。

　　《病逸漫记》陆钺，《纪录汇编》本。

　　《震泽纪闻》王鏊，《借月山房汇钞》本。

　　《震泽长语》王鏊，《借月山房汇钞》本。

　　《双溪杂记》王琼，《今献汇言》本。

　　《医闾漫记》贺钦，《今献汇言》本。

　　《山樵暇语》俞弁，《涵芬楼秘笈》本。

　　《俨山外集》陆深，明刻本。

　　《野记》祝允明，《丛书集成》初编本。

　　《见闻纪训》陈良谟，《纪录汇编》本。

　　《国宝新编》顾璘，《纪录汇编》本。

　　《见闻杂记》李乐，明刻本。

　　《升庵外集》杨慎，明刻本。

《觚不觚录》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本、《涵芬楼秘笈》本。

《玉堂丛语》焦竑，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

《皇明世说新语》李绍文，万历刊本。

《七修类稿》郎瑛，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刊》本。

《松窗梦语》张瀚，《武林往哲遗书》本。

《少室山房笔丛》胡应麟，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刊》本。

《涌幢小品》朱国祯，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刊》本。

《万历野获编》沈德符，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

《敝帚轩剩语》沈德符，《丛书集成》初编本。

《四友斋丛说》何良俊，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

《五杂俎》谢肇 ，中华书局《中国文学参考资料丛书》本。

《留青日札》田艺蘅，明刻本、《中国历代逸史丛书》据胜朝遗事节本。

　　《戒庵老人漫笔》李翊，《常州先哲遗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典故纪闻》余继登，《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

　　《谷山笔塵》于慎行，清刻本。

　　《西山日记》丁元荐，《涵芬楼秘笈》本。

《孤树 谈》李默，《续说郛》本。

《林居漫录》伍袁萃，明刻本。

　　《泾林续纪》 周玄 ，《丛书集成》初编本。

　　《疑耀》 张萱，《丛书集成》初编本。

　　《吴风录》 黄省曾，《学海类编》本。

　　《金陵琐事》 周晖，《笔记小说大观》本。

　　《续金陵琐事》周晖，明刻本。

　　《二续金陵琐事》 周晖，明刻本。

　　《客座赘语》 顾起元，《金陵丛书》本。

　　《碧里杂存》董晖，《盐邑志林》本。

　　《崔鸣吾纪事》崔嘉祥，《盐邑志林》本。

　　《贤博编》叶权，传抄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年《明史资料丛刊》本。

　　《粤剑编》王临亨，《玄览堂丛书》续集本。

　　《广东新语》屈大均，清刻本。

　　《云间据目抄》范濂，《申报馆丛书》本。

　　《研堂见闻杂记》王家祯，《痛史》本、《明清史料汇编》第七集。

　　《阅世编》叶梦珠，《上海掌故丛书》本，198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铅印本。

　　《玉堂荟记》杨士聪，《借月山房汇钞》本。

　　《陶庵梦忆》张岱，《丛书集成》初编本。

　　《见只编》姚士麟，《盐邑志林》本。

　　《识小录》徐树丕，《涵芬楼秘笈》本。

《枣林杂俎》谈迁，新文化书社《笔记小说丛书》本。

《日知录》顾炎武，商务印书馆1934 年铅印本。

明人或明末清初的笔记既多又杂，上面选录的也未必恰当。在查看过程中，须注意作者的身世、成书的时间、版本的优劣和是否全本，以便鉴别资料的价值。

　　（八）地志 以地区为主，综记一个地区和专记江河湖海、祠庙寺观、名胜古迹、水利交通等的著述，都可列在地志的范围，传统的分类方法属于地理类。

　　历史活动离不开一定的空间，因而有关地志一类的著述，是史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某一地区和与其相关连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明代地志，除去舆图，如桂萼的《舆地指掌图》、李默的《天下舆地图》、罗洪先的《广舆图》、陈祖绶的《皇明职方地图》，以及万历年间刊刻的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等图表外，约有四类：一类是全国性志书。官修的有：

　　《大明一统志》九十卷 李贤等编修，成于明天顺五年（1461 年），其体例多沿袭《大元一统志》。是书以南北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区，每府、州分建置、郡名、形胜、风俗及古迹、人物诸目，有简略的文字说明。最后两卷为民族地区和四邻各国。是书修于明代中叶，其中个别材料系世宗嘉靖以后补充者，但为数不多。书中的文字资料，错讹不少，但结合其所配地图，对了解明代政区及其概况，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全国性的地志书籍。另外，《玄览堂丛书》续集中收有《寰宇通志》一书，一二九卷，为景泰时陈循等奉敕纂修，也是明代全国性的重要地理书籍，可与《大明一统志》参照使用。私人编撰的有：

　　《广志绎》王士性撰。作者自序于万历丁酉（1597）。原书六卷，台州丛书甲集本存五卷：卷一方舆崖略，卷二两都，卷三江北四省（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卷四江南诸省（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卷五西南诸省（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卷六原为“四彝辑”。是书内容大都是作者据亲身见闻所记。如卷一记“天下马头”事；卷二记“苏松赋重”事；卷三记河南藩封、军备的情况，南召、卢氏的“矿徒”，及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后妆宁地区的农民起义；卷四记浙江盐政、“倭寇”、台温沿海“篷厂”、兰 地价、宁台温沿海渔船之组织，以及江西景德镇陶瓷业、江西商人活动范围等材料，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二O 卷 作者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学识渊博，著述丰富。是书内容广泛，材料充实。作者根据二十一史、明历朝实录、各地府州县志及历朝奏疏、文集等资料，按照明朝的行政区划，对地理形势、土地赋役、屯田、水利、官制、边防、关隘等，凡涉及军事形势和经济地理等方面，都有详尽的论述，并多摘引原文，因而保留了不少原始资料。此外，还包括西域、交 及海外诸国的记载，叙述也比较系统、集中和完备。顾炎武还作有《肇域志》一书，也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书籍，但传世不多，流传不广。

　　《读史方舆纪要》一三O 卷 作者顾祖禹，明末清初人，自幼熟于经史，喜游历，当明朝政权覆灭之时，隐居著述。他参阅了二十一史和一百余种地方志书，历经三十多年，才完成了这部地理名著。是书以明末清初的政区分类，叙述各省府、州、县的疆域沿革、山川形势、关隘、古迹，着重于山川险要及战守得失，以及地理变迁等。所述内容关系明代者不少，故极有参考价值。另外一类是地方性志书。有关京都（包括南北两京、中都凤阳、兴都承天）的志书，记明初都城南京的有《洪武京城图志》，礼部奉敕编修，成书于洪武二十八年（1 395 年），民国十八年( 1929 年）南京中社据弘治重刊本影印。记中都凤阳的有弘治《中都志》和万历时曾惟诚《帝乡纪略》。记承天的有嘉靖《兴都志》和官修的《承天大志》（明抄本）等书。记北京的，除《顺天府志》和孙承泽《天府广记》外，还有沈榜《宛署杂记》、蒋一葵《长安客话》，和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以及清人朱彝尊《日下旧闻考》等书。这些记京都的文献，都是了解和研究明代京都的重要史书。

　　关于省府州县的志书。记述一省者，一般称通志，如嘉靖《广西通志》；有的也叫总志，如成化《河南总志》、万历《四川总志》；也有称作大志者，如万历时王宗沐编撰的《江西省大志》。记述一府者称府志，如洪武《苏州府志》、永乐《顺天府志》、万历《杭州府志》。记述一州者称州志，如隆庆《景州志》、崇祯《泰州志》等。记一县者通称县志，如弘治《常熟县志》、正德《朝邑县志》和《武功县志》等，也有沿袭古称叫作图经者，如天启《海盐县图经》。此外还有记曲阜孔府的《阙里志》，记邹县孟府的《陋巷志》（明刊本）。

　　明方志的数量，著录于《千顷堂书目》地理类的，除九边、海防、江河水利、漕河、游记、土司、山川、名胜、祠庙、寺观外，包括全国性志书和舆图在内，约有一千六百多部。见于《明史· 艺文志》地理类的志书有三百二十多部，但没有著录府志以下的州县志书。如果加上九边、江河等方面的志书在内，累计有四百七十多部。

　　存留至今的明方志数量，全国各大图书馆和藏书单位大多有收藏的方志目录，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明代方志综合目录。朱士嘉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收录了七千四百多种方志，其中明代方志近千种。宁波天一阁收藏明方志较多，196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经选印出版过一百零七种，计三百八十六册。最近还将重印精装本，以应需要。1965 年台湾”学生书局时也曾影印出版了《明代方志选》，包括弘治十五年（1502 年）刊刻的《徽州府志》、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的《徽州府志》、万历元年( 1573 年）的《漳州府志》、万历七年（1579 年）的《杭州府志》、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的《广西通志》等六种明代方志。日本山根幸夫和细野浩二合编的（增补）《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收有五百三十五部。

　　明代方志以正德后的居多。方志的编纂一般是由地方官主持，有地方的乡绅和名人学士参加。方志的取材，除官修私撰的史书外，本地区的图籍，纪乘、簿书等文献材料，也是资料的重要来源。其体例比较严谨，内容也还比较全面。以万历《杭州府志》为例，包括有沿革、山川沟恤、户口、田赋、征役、镇市、土产、职官、兵防、名宦、人物、学校、选举、风俗、国朝事纪、艺文、遗文、杂志等项。一般说来，方志无不包括有该地区的沿革、图表、经济、政治、人物、著述、风俗、大事记、灾异等内容，能比较全面地提供该地区的有关历史资料。

　　由于方志多是根据地方有关文献汇编而成，所以材料直接而具体，有相当的可靠性，可同官修正史和通纪一代的别史相互印证或补其不足。如关于户口和税粮数字，万历《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 户口一》户口总数中，记有洪武二十六年、弘治四年和万历六年的全国人户和人口数字，以及南北直隶各府州和十三个布政使司的户口数字。布政司以下府州县的户口数字就没有记载。同样，卷二十四“税粮”实征夏税秋粮总数中，也只记有洪武二十六年、弘治十五年和万历六年南北直隶所属府州和十三布政使司的数字，府州县的数字也没有记载。这些有关数字，在府、州、县志中，一般都可以查到会典所收的年份或其它年份的具体数字。为实行配户当差的制度，明王朝把全国的人户分为军、民、匠、灶等各类人户。各色人户的数量在《明实录》和《明会典》中有所记载，但并不完备。府以下的各地人户的编制和数量就更不具体。这样的材料在有些府州县志中，记载得就比较具体。土地与赋役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各个地区又多有不同，而在方志中则比较具体的记载着土地的类别、数量、亩产量，赋税的细目和税额，徭役的形式与内容等等。不见于传记的地方人物，如在当地任官职者，或是取得进士、举人等功名者，大都在有关方志的选举、名宦、人物等项下查到。方志中物产一项，有不少具体材料，广为收集起来，可看出各地区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品种及其发展变化，对研究社会生产非常有用。租佃和雇佣关系的史料，一般史书的记载不多，在方志中，特别是江南地区的方志里，多有反映。方志中有关市镇的记载，也是研究商业经济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风俗的变迁反映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方志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材料。与某一地区有关的政治事件，在其地区的方志里，也有记述。如农民起义在其经历地区的方志中，一般都有记载，与一般史书的记载相比，在时间与活动内容上，更为确切具体。此外，象自然灾害等在方志中也有比较丰富的材料。总之，方志中保存了既丰富又具体的有用史料，是研究社会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史籍。

　　明代方志除重印的和收在丛书中的（如《辽海丛书》收有明毕恭等修纂的《辽东志》、李辅等修纂的《全辽志》，《武林掌故丛书》中收有万历《钱塘县志》和嘉靖《仁和县志》）还便于查看外，原有的明刻本都已成为善本。由于种种原因，查看起来并不那么方便了。清代方志数量更多，而且在纂修时多参考旧志，或以旧志为基础。涉及明代内容的或多有摘引，所以也可以参看和利用。但清乾隆以后的方志，由于官修《明史》的刊布，有些方志的内容，涉及明代史实时，往往照抄《明史》，有的还依据清王朝确认的史书加以删改，以致弄错。如明末李自成农民军中的举人出身的牛金星，原籍河南宝丰县（顺治四年八月十九日《吏科给事中杭齐苏题本》，《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而在道光《宝丰县志》卷十《选举志》举人项下记有”旧志内牛金星一名。考钦定《绥寇纪略》系卢氏县举人，故删”，就是一个例子。还有一类是私人编撰的，以某个地区为主的著述。其体例不如地方志书那么严谨，体裁也比较灵活，或是杂记的形式，或是游记的体裁。如王士性《豫志》（《学海类编冷本）、沈思孝《晋录》（《学海类编》本）和《秦录》、陶晋英《楚书》（《学海类编》本）、徐献忠《吴风录》（《学海类编》本）和《吴兴掌故集》（《吴兴丛书》本）、王稚登《客越志》（《戊寅丛书》本）、包汝揖《南中纪闻》（《申报馆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魏 《峤南琐记》（《丛书集成》初编本）、何宇度《益部谈资》（《丛书集成》初编本）、王世懋《闽部疏》（《借月山房汇钞》本）、陈懋仁《泉南杂志》（《丛书集成》初编本）、王士性《黔志》（《学海类编》本）、杨慎《滇载记》（《丛书集成》初编本）、谢肇 《滇略》（明刻本）、田汝成《西湖游览志》（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铅印标点本）等等。这类著述大部分是作者或在当地为官，或是实地考察，根据亲身阅历所写，记有山川物产、社会生活、风土民情、掌故传说、轶闻遗事、名胜古迹等内容，都是可资利用的史料。特别是徐弘祖（号霞客）所作的《徐霞客游记》（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铅印本）一书，新版的全书有六十余万字，是作者历经三十多年，通过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游历和考察，以日记的体裁写成的。书中不仅记下了西南地区的岩溶地貌，具有世界性的科学价值，而且对经历地区社会方面的记述，也是研究明代后期社会历史的可贵资料。

　　最后一类是商业交通用书。这是适应明中叶以后商业的发展和往来各地经商的需要而编刻的。如黄沐《一统路程图记》（隆庆刊本）、陶承庆《商程一览》（万历刊本）、壮游子《水陆路程》（万历刊本）、程春宇《士商类要）) （天启刊本）、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图程》（崇祯刊本）等书，对了解当时商业的发展和水陆交通情况，不失为有用的参考资料。

　　此外，关于山川、名胜、祠庙、寺观、江河水利等方面，也各有专志或专书。如有关治河与水利的著述就有：潘季驯《河防一览》、归有光《三吴水利录》、伍余福《三吴水利论》、张国维《吴中水利书》、徐贞明《潞水客谈》、耿桔《常熟水利全书》等等，这里就不逐项一一列举了。如有需要可在《学海类编》、《申报馆丛书》、《丛书集成》等丛书中查到。

　　（九）内阁大库明档案 明档包括明王朝及其各级政权在行使统治职能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类别的文件。按其隶属关系的不同，有不同的文种。“凡上所下有十：一诏、二诰、三制、四敕、五册文、六谕、七书、八符、九令、十檄；凡下所上亦有十：一题、二奏启、三表笺、四讲章、五书状、六文册、七揭帖、八会议、九露布、十译。”[18] 这些档案册籍是编纂《明实录》和其它官修史书主要依据的原始资料，由于它的原始性和完整性而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和极高的史料价值。

　　因明末战乱的原因，大宗明档多毁于兵火。现在存留下来的一小部分是清初为编修《明史》征集而来，保存在内阁大库之中。后又几经变乱和散失，除南京、台湾，以及一些单位和个人还有留存外，现在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仅有三千六百余件（册）了。这宗明档经有关同志辛勤整理，大部已整理归宗，并为利用提供了方便。

　　现存的明档有洪武至崇祯各朝的，而以天启、崇祯朝的最多；文种包括诏、敕、诰命、铁券、题本、奏本、题行稿、揭帖、呈文、察文、启本、手本、塘报、咨文、扎付，以及一些簿册和残稿。其中尤以题本、题行稿和奏本居多，有三千一百多件。这些材料加上清初顺治时期的题本、奏本、揭帖、史书、录疏等档案，反映着明代，特别是明后期的社会面貌、政治经济、阶级矛盾与斗争、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情况，就中以明清关系和明末农民战争的资料为多。以明末农民战争为例，如顺治元年八月初六日大同总兵官姜 启本（顺治启本55 号）和顺治二年十二月镶红旗下副总兵厉宁奏本（顺治史书．史六），有李自成农民军夺占地主土地的资料；顺治二年八月初六日刑部左侍郎党崇雅题本（顺治刑科史书）和元年七月十九日顺天巡抚宋权题本（顺治题本316 号）， 有农民军“追银夹死”太监邢升和在琢州“将阖城绅衿任行夹拷”的材料；顺治六年陕西巡按卢传题本（顺治题本贪污类198 号），有农民军在陕西郡县“发银买粮”的材料；崇祯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兵部题本（内阁明档67 号），有崇祯十六年五月，李自成农民军“回至洛阳，凡府州县俱另安官”的记载。顺治元年六、七月，明庆藩奉国中尉朱帅 （钦）启本和山东济王府兵部主事张吕韬奏本（顺治元年六至七月录疏），记有残明势力在河北、山东等四十多个州县对大顺农民地方政权疯狂反扑的详尽材料；顺治元年七月十八日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启本（顺治启本23 号），有农民军在河南辉县“每地一亩派银五分”的材料；顺治十二年陕西监察御史的揭帖（顺治揭帖13 号），有清麟游地方官“只据逆闯旧册，原熟荒地粮丁册”上报的记载，内阁明档148 号李乾德的奏本中，有“曹闯回八等贼伙合，号称百万”， “而于宗藩封国之所，尤虎视耽耽，遍肆惨毒”的材料，顺治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启本（顺治元年六至七月录疏），有农民军退出北京后，“在太原日事招练，伪将经倚固关以蔽我，包祸心一刻不忘东向”的材料。此外，在顺治题本、揭帖中的“敷陈类”和“明藩类”里，有清初清查明藩地土的材料。所有这些材料多是其它史书所不载，或有记载，也很不完整和具体，所以其史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辽宁档案馆还收藏有一宗明代档案，主要是明辽东都指挥使司及其所属各卫所的档案八百多卷，山东备倭署和明兵部档案二百多卷，多数是嘉靖、万历时期的。现已分门别类进行了整理，保管完好，并提供利用。这批材料对研究清朝入关前明朝同东北女真各部的联系和往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马市贸易等方面，以及明辽东地区的社会状况，都是重要的原始资料。从三十年代以来，有些档案资料经陆续整理成编，铅印发表。已知者有：

　　《明清史料》，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现已出版了十编，甲至丁编是1949 年前出版的，戊至癸编是1959 年3 月至1975 年8 月陆续编印，在台湾出版的。每编线装十册，每册一百页。其中包括明天启、崇祯和清顺治、康熙等朝的奏稿、敕谕、塘报、揭帖等，随录随编，不分门类。所收内容大多是关于辽东战争、明末农民战争、清初社会各阶层的抗清斗争以及有关郑成功的资料。其中尤以明末辽东部分的资料，多为清代史书所避讳不载。明末农民战争的有关材料，也为其它史书所不详，很有利用和参考的价值。

　　《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上下两册金毓黼编，1949 年12 月东北图书馆出版，选入天启三年至崇祯十七年“内外各官署之题稿、奏本、折帖”等五百余件。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郑天挺主编，1952 年开明书店出版。是书选录了与明末农民战争有关的档案，按年代顺序编排，主题集中，有不少资料可资参用。

　　《明清档案存真选集》李光涛、李学智编著，自1959 年在台湾出版初集，到1975 年2 月共出版了三集。其中包括“老满文史料”、“诏敕”、“沈阳旧档”、“流贼史料”、“弘光史料”、“台湾史料”、“洪承畴史料”、“郑成功史料”、“外国史料”等类，影印档案原件，并附有简略的文字说明。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编，1978 年5 月创刊，中华书局出版，已经出版了六辑。第一辑的顺治朝继续加派辽饷、练饷的三件档案，第三辑的清茶门教史料四十三件、有关清初镇压明宗室反抗的史料十二件，第四辑的顺治十八年加派练饷的资料四十件、顺治年间清查起科明藩田产的资料六十件，第六辑的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档案资料等，对研究明末“三饷”加派、白莲教及其起义、明末农民战争和明末清初的政治斗争等问题，都是可供利用或参考的史料。1981 年第一期的《历史档案》杂志也刊布了”明与后金大凌河城之战史料片断”， 第二期发表了“明军守卫松山等城堡的六件战报”等档案资料，都是有用的材料。

　　此外，从《清代档案史料丛刊》第一辑陆续发表的单士魁《清代历史档案名词简释》，以及发表在第一期的李鹏年《故宫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主要档案述略》和朱金甫《故宫明清档案部所藏档案的过去和现在》等文章，对于全面了解明清档案概况，和查阅档案过程中遇到的公文术语、承转关系等不解之处，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十）文书契约和碑刻等文物资料 文书契约可分官府文书和私人文书契约两种。官府文书大体包括封建政府为控制人民、征敛赋役、收取税课而颁布的文告和绘制与编发的图册、簿籍、表帖等等。这些具有文字内容的实物，既是重要的文物，也是实际可信的珍贵史料。这类原件，当时一定不少，而留存下来的却不多。可以补其不足的是，有些原件虽已不存，但在文集和有关方志里还有记载。如《海瑞集》中就收有他任应天巡抚等官时，颁行的《督抚条约》、《续行条约册式》、《考语册式》、《钱粮册式》、《应付册式》、《均徭册式》、《官举等册式》，以及《示府县严治刁讼》、《禁革积弊告示》等。

现在存留下来的官府文书，如颁刻的户帖原件。关于户帖的推行，在文献记载中，如周枕《双崖文集》卷三《陈太守（灌）传》记有“丙午春拜宁国府知府”， “郡中豪右务兼并，版籍多欺诞。公设法综核，户给一帖。有赋役则持以为验，兼并遂无所容。”谈迁的《枣林杂俎》引《宁国府志》：“宁国知府庐陵陈灌，作户帖以定版籍，民甚德之。后以其法诏行天下”（《逸典· 户帖式》）。万历《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 户口一· 户口总数》载：“（洪武三年）又诏户部籍天下户口，及置户帖。各书户之乡贯、丁口、名岁，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钤记。籍藏于部，帖给于民。令有司点闸比对，有不合者发充军，官吏隐瞒者处斩。”关于户帖的格式，谈迁书中根据河南《密县志》抄录了开封府钧州密县傅本一户户帖；崇祯《嘉兴县志》卷九《食货· 户口》也收录了杭州府儒学训导林春华家先世洪武年间林荣一的户帖一件。这些记载和抄录的原件，关于户帖的推行时间、格式以及内容是相当清楚和详细的。现在保存下来的明洪武四年（1371 ）徽州府祁门县谢允护和谢允宪两户的户帖原件，前有洪武三年（1370 年）的圣旨：“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俚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下面依姓名、乡贯、丁口、年龄、事产（包括田、地、草屋、牛只的数量）逐项填写。象这样的实物原件，不仅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而且更为形象具体，是了解户帖的第一手材料。清册供单的原件是研究赋役黄册的原始资料。万历《明会典》卷二十，《户部七· 户口二，黄册》载：“（洪武）二十四年奏准：攒造黄册格式，有司先将一户定式，誊刻印版，给与坊长、厢长、里长并各甲首，令人户自将本户人丁事产依式开写，付该管甲首。其甲首将本户并十户造列文册，送各该坊、厢、里长。坊、厢、里长各将甲首所造文册，攒造一处，送赴本县。'”现存的直隶徽州府祁门县五都某图三甲洪公寿一户的崇祯十四年(1641）《清册供单》手状底一件，前面有“直隶徽州府祁门县为清册供单事， 得本县今当大造，例有亲供首状，开具管、收、除、在数目。 今

旧例，设立清册供单。每户先开旧管人丁若干，田地山塘若干，米麦若干，次开新收若干，开除若干。该图册书亲执供单，挨次令人户自行填注明白，送县以凭给付册书，汇造黄册 ”。下面分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等项，逐项填写男妇丁口、田地山塘、夏税麦与秋粮米、民草房等具体数字。这样的材料，既能加深对《明会典》记载的理解，而且对编制赋役黄册的具体过程也更为具体和明白了。

明初在清查土地过程中，按不同土地所有者占有的土地，依其形状，绘制成图，并用文字标明土地数量、方圆四至等。因其状似鱼鳞，故名《鱼鳞图册》。现在有些图书馆和文物单位还收藏一些，对研究土地制度也是一项重要实物资料。一条鞭法推行后，官府为适应这项赋役改革，征收赋税，各地都陆续编制《赋役全书》。现在有一些省区的赋役全书保留下来，如《徽州府赋役全书》和《江西赋役全书》（明刻本，台湾出版《明代史籍汇刊》第二辑影印本）等。为催征条鞭税粮，官府还刻有《催征税粮条鞭》长单。现存的徽州休宁县七都三图八甲程晨一户的《催征税粮条鞭》长单，前有该县这一年的”税粮条鞭科则”，下有这一户田地山塘和人丁应纳夏税银、秋粮银和条鞭银的数字，最后是从二月起，分作三十限征收。这对研究当时的赋役制度，特别是一条鞭法，是很有用的材料。

民间买卖土地和房产，成交后写立文契，向官府纳税。崇祯八年改为统一契纸。现存的直隶徽州府休宁县刻印的统一契纸，其内容如下：

　　直隶徽州府休宁县

　　字 号 契纸产价 税银

　　立契人 乡人 今将

　　崇祯 年 月 日 立契人

　　 中见人

　　下面还有崇祯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户部题准一件，规定“严饬实行。如有势豪挠阻、郡邑侵欺等情，该抚按即指参重治”，并有“税银每两叁分之外，如有加耗重者，官吏以赃论”等其体规定。最后是“右契纸付业户收执”。

　　私人文书契约存留下来的不少，解放以后还不断有所发现。比较多的是安徽徽州地区的文书契约材料，大多是属于程、汪、胡、洪、苏、吴、王、谢等几个大户的有关资料。目前散存于安徽、北京、南京、天津等一些图书馆和科研、文教等单位。契约包括的类别很广泛，有买卖、租佃、雇佣、借贷、卖身、投屋、税粮过割等各类文契。从洪武至崇祯各朝的都有，有的是原件，有的是地主家抄存的契底。以土地买卖的契约为例，每份契约一般都写上买卖双方姓名、住居地点、土地数量（或税粮数字）、座落地点、方圆四至、地价数目等。为节省篇幅，下面摘录几件契约。休宁县程涌卖地文契：

八都六图立卖契人程涌，今因门户缺少使用，自情愿 中将承祖八都土名中塘后山园地一片，系文字口号，计民地税贰厘。其地东至吴高应地，西至苏宅地，南至苏宅地，北至宅山地。今将前项四至内地尽行立契出卖与城居苏口名下为业。当日曦作时值价银五钱整。其银当成契日一并交收讫。其地听从买主随即收苗收税。

万历元年正月廿五日

立卖契人程涌

依口代笔人邵五

　　卖地后，又写立过割粮差的推单：

　　立推单人程涌，今将卖过八都土名后山地贰厘推入西南二图苏 户内办纳粮差。其税程大户内起割。

万历元年正月廿五日 立推单人程涌

依口代笔人邵五

中见 王槐

　　程涌卖地后，又向地主承佃原卖土地，立有佃约：

八都六图立佃人程涌，今佃到城居苏名下园一片，坐落土名后山。每一年硬上租银叁分，秋收送还无误。外树二根听山主收苗管业。今恐人心难凭，立此佃约为照。

万历元年二月初六日 立佃人 程涌

　　 中见人 汪和

　　 依口代笔人邵世鹤

　　这类资料对研究土地买卖与集中、租佃关系、农民生活都是重要的材料。有关文书簿册，如收租簿、祠堂帐、官册簿、置产合同簿、祠会文书租底、分家簿、分家合同等等，材料比较系统、集中、完整和具体，是其它史书中根本见不到的。对研究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租佃制度、地租形态、地价、农民状况等都是十分珍贵的资料。

关于散存于各地的文书契约资料，除有些论著有所征引外， 还没有系统整理和发表。1975 年日本东洋文库明代史研究室汇辑出版的《中国土地契约文书集》（金一清），所收明契数量很少。

碑刻资料，除一些金石志书已经著录或为人们所熟知的，如记奴尔干都司的有名碑刻《永宁寺碑》和《重建永宁寺碑》，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几块碑刻，张献忠《大西 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等外，解放以来已有四种碑刻资料选集出版：《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江苏省博物馆编，三联书店1959 年出版；李华编选的《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业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 年出版，《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年出版；《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博物馆编。此外还有日本仁井田升辑录，佐伯有一等编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文献（中心）一刊行委员会发行的《北京工商 （会馆）资料集》，从1975 年3 月起，分六册陆续出版。这些碑刻资料集大多按行业和地区分类，碑文的内容反映了手工业、商业、工商会馆、铺行、赋役等有关资料。其中收录约明碑不多，如《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收录苏州地区碑刻三百七十件，明碑仅二十三件，《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选录碑文二百五十八件，明碑仅十二件，其中最早的碑刻是嘉靖二十六年，最晚的是崇祯十五年。即使如此，仍然是值得查阅的重要资料。解放以来，随着考古文物事业的蓬勃发展，不少地区都发掘和发现了一些明墓，出土和新发现了一批明代文物，为明史研究提供了新鲜而丰富的实物材料。粗略的统计，有明墓的发掘和发现的地区有：辽宁辽阳、锦州、鞍山、宁武，河北唐山、阜城、宝低、邢台，山西太原、晋城、榆次、文水，河南临妆、林县、郑县、祀县，山东曲阜，陕西华县，甘肃兰州，青海西宁，四川成都、重庆、宜宾、洪雅、新都、华阳、岳池，云南大理、呈贡，贵州遵义，广西柳州，安徽合肥、蚌埠、桐城，江西南昌、新建、南城、广丰、玉山、临川、永修，湖北广济，江苏苏州、吴县、无锡、扬州、铜山，浙江湖州等地。其中如北京的定陵（明神宗朱翔钧）、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南京江宁县沐晨墓，河北阜城廖纪墓，山西晋裕王墓，山东朱檀墓，安徽汤和墓，江西新建朱权墓和南城明益庄王墓，江苏苏州王锡爵墓等的发掘和清理，对研究有关人物的历史和当时社会状况都提供了不同内容的实物资料。新出土和发现的文物，包括有瓷器、铜器、古钱、银锭、石刻、碑刻、印信、家具、纺织品、兵器、船只、信札、墨迹、书画、遗址、建筑等等，就中如朱元璋的“密信”、明初迁民碑、明政府镇压矿工起义的告示碑、上海松江的“平倭墓碑”、浡泥国王墓碑、辽阳出土的“宋国忠墓志”、收藏在山西运城的“河东盐池之图”石刻、四川洪雅出土的银锭、东沙西沙等南海诸岛的文物古钱等，关于农民战争的文物如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工政府屯田清吏司契”、‘临县学正之记”的铜印、山东兖州刻有“大顺国”字样的“永昌桥”碑石和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离八寺长官司印”、“潼川府经历司印”、“南郑县印”、大顺二年（l645 ) “张献忠圣谕碑”等，还有属于明代扈伦四部的乌拉和辉发古城遗址的调查、徽州和江西景德镇的明代建筑和江西、福建等地的古窑址等。这些都是很有史料价值的重要文物资料。这类材料可在《文物参考资料》、《文物》、《考古》等杂志里查到。

　　（十一）有关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著述。

　　思想文化方面的有，

《明儒学案》六十二卷 黄宗羲著。是书作者搜集了明代讲学诸儒之文集语录，辨别其流派，对诸儒源流及其分合的背景，叙述相当详尽，是研究明代思想史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

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著述有：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李时珍《本草纲目》、方以智《物理小识》，以及《沈氏农书》和张履祥《补农书》（《杨园先生全集》本，中华书局1958 年出版的陈恒力编著的《补农书研究》一书中有校释）、王 《远西奇器图说》和李之藻编《天学初函》等，都有关于明代戍明末清初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医药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

　　（十二）书目与丛书 要了解有哪些史籍史料，除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通过阅读史书，从相关连的线索中查找外，更为重要的是利用目录方面的工其书。例如，著录明人著述的有黄虞程编的《千顷堂书目》（《适园丛书》本）、《明史艺文志· 明史艺文志补编·明史艺文志附编》（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以及清代编纂的《四库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重印本）等。

　　此外，谢国祯《增订晚明史籍考》一书，介绍了有明一代的史乘，特别对查考明代后期有关的史籍，是很有用的参考书。德人傅吾康编撰的《明代史籍汇考》一书，也很有参考价值。除了这些综合性书目和史籍介绍外，还有一些专题性的书目和史籍的题跋与评介。如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商务印书馆1958 年版）、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中华书局1961 年版）、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 年版），以及朱彝尊《曝书亭集》（《国学基本丛书》本）、全祖望《绮亭集》（《国学基本丛书》本）、赵翼《廿二史札记》，（商务印书馆1958 年重印本）等等。还有一些可供利用的工具书，如查丛书及其子目的，可利用《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59 年版）。查方志可利用朱士嘉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58 年出版）。查人物传记或其相关著述的，可利用《八十九种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和台湾出版的《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以及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等书。查年谱可利用杨殿珣编的《中国历代年谱总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 年版）。查罕见的善本史籍，可利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和各大图书馆编制的善本书目或目录卡片等。

　　一些史籍除有单行本外，有的还收在丛书之中。明人编辑的丛书，如《今献汇言》（收明人著述三十九种）、《历代小史》（收一百零五种）、《百陵学山》（王文禄辑，收九十二种）、《纪录汇编》（收一百二十一种）、《盐邑志林》（收四十一种）、《金声玉振集》（收四十六种）、《宝颜堂秘笈》（收一百三十四种）、《国朝典故》（收三十三种）等。

　　此外，还有清人编辑的丛书，如《续说郛》、《借月山房汇钞》、《学海类编》、《申报馆丛书》和民国以来编辑的《涵芬楼秘笈》、《丛书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丛书，都收有比较多的明人著述。近人编辑的有：郑振铎辑的《玄览堂丛书》初、二、三集，收六十一种明代著述，两种清人著述；谢国祯辑《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收录明代史籍十种；罗振玉辑《玉简斋丛书》和《明末辽事丛刊》等。

　　汇辑明末南明有关史籍的合集有：《荆驼逸史》（收五十八种史籍）、《明季裨史汇编》（收十六种）：《痛史》) (收二十种），以及郑振铎辑录的《明季史料丛书》，收有史籍二十种。

近年来台湾也汇编和影印了一批明代史书，除文集前已述及外，还有《四库珍本》二至十集，《明代论著丛刊》、《清代禁毁书丛刊》、《中国文史哲资料丛刊》、《明季史料集珍》、《秘笈丛刊》等，都收有数目不等的明代史籍。比较集中的是：《明代史籍汇刊》，两辑共收史籍二十五种；《明清史料汇编》，计八集，收明清史籍八十三种。还有《台湾文献丛刊》，收明清史书二百八十七种。

史料务求原始与真实。明清史学家常把史籍依其编撰者的身分，划为三类，即官修的历史，称之为“国史”；私人的有关历史著述，如别史、杂史之类，称之为“野史”；个人的文集、传记、家谱之作，谓之“家史”。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对这三类史书的优劣，有所评论。他认为：“国史人恣而喜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谥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19]清人钱谦益还认为：“于斯三者（指国史、野史、家史），考核真伪，凿凿如金石然，然后可以据事迹，定褒贬。”[20]这样的见解，对于分析和鉴别史料，以求得真实可信，是有借鉴和参考意义的。

　　总之，可以预期，适应明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关明代史籍史料的发掘、搜求、整理、考订和出版，一定会有相应的发展，必将为明史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提供更多的有用史料。

参考文献：

[1] 《罪惟录· 艺文志》

[2]王鳌《震泽长语》卷上，《官制》。

[3] 《石园文集· 寄范笔山书》。

[4]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卷二八。

[5]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

[6] 《四库总目提要》卷八十一。

[7] 谢肇 《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

[8] 同上。

[9] 《明史例案》卷七《杨农先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

[10]见本书隆庆元年工部尚书雷礼序。

[11] 《校印<西园闻见录>缘起》

[1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焚通纪》。

[13] 顾起元《客座赞语》卷七《南京诸志》：“其不系本地人所著者，则南部吏部志、户部志、礼部志、兵部志、刑部志、通政司志、太常寺志、南雍志、旧京词林志、光禄寺志、船政志、船政新书、江防考、后湖志、金陵玄观志、金陵梵刹志。”可知这类史书还有不少。

[14]谢雄 《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

[15]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16]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

[17] 《郑堂读书记》卷五七。

[18] 《罪谁录》卷七《奏启书札》。

[19] 《弇州史料》后集卷六一《史乘考误》。

[20] 《有学集》卷一，《启祯野乘序》。

四、烧砖的发明史？

1、我国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建筑用瓦就出现了。砖也是在西周时期就开始使用在建筑上。

2、陕西省宝鸡市文物普查队在陕西岐山县赵家台曾发现一批西周时期的空心砖和条砖，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砖。

3、后来在蓝田出土的5块残砖块，被确认为中国最早的砖，距今已有5000年，堪称“中华第一砖”。

五、明史朱元璋的记载？

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他出身于贫民家庭，和汉高祖刘邦建立大汉一样，两个人都是以推翻暴力王朝为目标，最后建立起一个新的稳定国家。按道理来说，新王朝的建立者必定都是英明神武或者说有大气运加身，可朱元璋却是一个例外，他的相貌在后世之中有两种记载，一种是英明神武，一种是十分难看。

　　朱元璋丑陋相貌的记　　明朝皇帝作为推翻蒙古人之后建立的汉人帝国，它被当时的百姓所认可，明军平定北方的时候可以说是箪食壶浆的局面。而统一之后的大明帝国定都在南方的南京，当时的明朝从元朝身上继承了来自宋朝的帝王画像传统。因而我们后人得以看见古代著名帝王的真容。

　　在明朝的历史之中，有一种专门来记录皇帝各个时期相貌的机构，那里面集合了全国的优秀画师，务必做到还原帝王的真实相貌，他们就和皇帝身边的史官一样，一辈子都是在记录皇帝的生活。

　　虽然说皇权有着绝对的高压，能够让所有人都服从皇帝的指挥，可是历史记录的准确性却是难以干涉的，当时的画师大部分都是兼职，他们的本职工作还是读书人，在古代读书人的脾气都是很倔强的，基本上不会被皇权所左右，在历朝历代都会出现读书人以死相争的案例。

　　朱元璋长相英俊的说法最早是来源于明史之中，在明史之中的记载说是朱元璋个子十分高大威猛，长相也是一副枭雄豪杰的样貌，大家和朱元璋在一起根本看不出他的深浅。每天都是表现出精神饱满的样子。

　比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明史》

　　我个人以为这应该是关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正统的记载了，因为写这本书的人叫做张廷玉，他是一个汉人，可是他却生活在距离明初两百多年的清朝康熙年间，抹黑前朝是清朝统治者的习惯，可是张廷玉在编写史书的时候却并没有这样，他没有刻意却抹黑，也没有刻意却抬高朱元璋。

六、拉链的发明史？

拉链又称拉锁。它是近代方便人们生活的十大发明之一。

拉链的出现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事。当时，在欧洲中部的一些地方，人们企图通过带、钩和环的办法取代钮扣和蝴蝶结，于是开始进行研制拉链的试验。拉链最先用于军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首次订购了大批的拉链给士兵做服装。但拉链在民间的推广则比较晚，直到1930年才被妇女们接受，用来代替服装的钮扣。

七、赛璐珞的发明史？

赛璐珞是塑料的老祖宗，赛璐珞是英文“celluloid”的译音，它有两个意思，一是假象牙；二是叫电影胶片。你也许会奇怪，赛璐珞和这两种东西有什么关系？但一查历史还真有点关系。爱好体育的人都知道台球，过去的台球大多是有钱阶层的娱乐活动，到19世纪，在美国已非常盛行。那时的台球是用象牙做的，显得很高雅。但当时非洲的大象不断减少，美国差不多完全得不到象牙来制作台球，这可愁坏了台球制造厂的老板。于是宣布：谁能发明一种代替象牙做台球的材料，谁就能得到1万美元的奖金。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有句话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虽不完全符合事实，但的确有点儿刺激性。1868年，在美国的阿尔邦尼地方有一位叫约翰·海厄特的人，他本是一位印刷工人，但对台球也很感兴趣，于是他决定发明出一种代替象牙制作台球的材料。他夜以继日地冥思苦想。开始他在木屑里加上天然树脂虫胶，使木屑结成块并搓成球，样子倒像象牙台球，但一碰就碎。以后又不知试了多少东西，但都没有找到一种又硬又不易碎的材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他发现做火药的原料硝化纤维在酒精中溶解后，再将其涂在物体上，干燥后能形成透明而结实的膜。他就想把这种膜凝结起来做成球，但在试验时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要说海厄特真是个不屈不挠的人，他并不灰心，仍然一如既往地进行探索，终于在1869年发现，当在硝化纤维中加进樟脑时，硝化纤维竟变成了一种柔韧性相当好的又硬又不脆的材料。在热压下可成为各种形状的制品，当真可以用来做台球。他将它命名为“赛璐珞”，叫云石膜。　据说海阿特并没有得到1万美元的奖金。但对他来说这是小事一桩，因为这时他已成了一个大发明家，他准备用自己的发明获得更多的效益。1872年，他在美国纽瓦克建立了一个生产赛璐珞的工厂，除用来生产台球外，还用来做马车和汽车的风挡及电影胶片，从此开创了塑料工业的先河。1877年，英国也开始用赛璐珞生产假象牙和台球等塑料制品。后来海厄特又用赛璐珞制造箱子、纽扣、直尺、乒乓球和眼镜架。

从此，各种不同类型的塑料层出不穷，已经工业化的塑料就有300多种，常用的有60多种，至于用这些塑料生产出的形形色色的产品，那就数都数不清，遍及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

八、明史的史料来源？

来源除了正规的《明史》以外，还有十七位皇帝的《实录》，讲的都是明朝每位皇帝的饮食住行，以及每日的活动。比如《明太祖实录》

除了正史以外，还有很多当时明朝文人自己写的私史和笔记。比如像《国榷》还有《鸿酋录》都属于私人写的历史记录。

最后就是一些野史和一些传说，也能说明一些历史的真相！比如像李自成的藏银洞还有方腊的方腊洞传说！

九、酒的发明史？

1、相传仪狄是我国最早的酿酒人，堪称中国造酒第一人。先秦史籍多处提到仪狄作酒。如《世本》“制作”篇明确提出：“仪狄始作酒醪，以变五味。”

吕不韦《吕氏春秋》有“仪狄造酒”，刘向《战国策》进一步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饮酒而之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

十、飞机的发明史？

1903年12月17日，美国的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兄弟俩设计制造的“飞行者”号飞机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试飞成功，这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一架飞上天空的可操纵载人动力飞机。这一天，兄弟俩共飞行了4次。第一次由奥维尔·莱特驾驶，飞行距离36米，留空时间12秒。最后一次由威尔伯·莱特驾驶，飞行距离达260米，留空时间59秒。

　　“飞行者”号在飞行的时候，俯卧在机翼的木托架上，右手推动手柄操纵升降舵，控制飞机的俯仰，左手左右摇动手柄牵拉钢索，使机翼两端后缘分别上下扭曲，以控制飞机的横向动作，前后推动手柄可改变垂直尾翼的角度，控制飞机的航向。

　　“飞行者”号飞机为木制骨架，布蒙皮双翼机。飞机最前面为两片升降舵，机尾为两片垂直尾翼。飞机无起落架，靠滑轨起飞。动力装置为一台自制的12马力水冷式活塞发动机。　　莱特兄弟俩仅读过中学课程，早年从事自行车修理和制造。他俩自幼对飞行怀有浓厚的兴趣。1896年，德国滑翔家李林达尔在飞行中失事牺牲后，莱特兄弟俩深受影响，决心研制动力飞行器。他俩刻苦钻研前人有关飞行的著作，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使世界上第一架有动力、可操纵的载人飞机飞上了天，为世界航空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初期的飞机都使用的是单台发动机，在飞行中，常常会出现发动机突然关车的故障。这对飞行安全始终是个威胁。1911年，英国的莱特兄弟申请了多台发动机设计的专利。

　　他们的双发动机系统，能使每一个飞行员都不用担心因发动机停车而使飞机下降。这在航空安全方面是一个重大的进展。人们把按照肖特专利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称为“3·2”型飞机。这个名字告诉人们，这种飞机装有3副螺旋桨，2台发动机。

　　这种飞机还装有两套飞行操纵机构，因此，两名驾驶员都能操纵飞机而不必换座位。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驾驶他们制造的飞行器员进行首次持续的、有动力的、可操纵的飞行。1915年12月，德国的容克制造了一架全金属飞机。该飞机使用的是薄薄的罐头盒铁皮制作而成，并非现在的铝合金材料，所以这架飞机被戏称为“驴罐头”。　

　二、其他资料

　　最早的飞行器

　　2004年的6月28日，新加坡航空公司重新开通了新加坡与美国纽约纽瓦克机场之间的每日不停站直航航班，航班号SQ21/SQ22，超过了之前新加坡至洛杉矶的航线，成为全球最长不停站商业飞行的航线。